東方網10月20日消息：據《新聞晨報》報道，昨天，備受矚目的“浦東機場刺母案”，在浦東法院開庭。此時，距離事發的3月 31日已過去半年多，在罪與罰、情與法之間煎熬了半年之久的被刺母親顧女士，終於見到了刺傷自己的兒子汪津(化名)。整個庭審中，她至少3次情緒失控，或抽泣，或哽咽，還有
“兒子患有精神病，本身是病人，也是受害人;造成今天這個局面，我和家庭也有責任，希望能幫他把病治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顧女士總是極力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法院昨天審理後，宣佈擇日宣判。
兒子躲過母親直視目光
昨天上午9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離“留學生刺母案”開庭還有半小時，旁聽席上就已坐滿了人，除了汪津的親屬外還有很多記者，僅攝像機就有10多臺。
上午9時35分，戴着手銬的汪津在法警的陪同下步入法庭。他上身穿一件長袖羊毛衫，外罩一件黃馬甲，下身一條格子睡褲。這2件衣服，是顧女士在9月22 日送進看守所的。自3月31日晚案發至今，顧女士只在兒子被刑拘、批捕時，在電視裏看過兩次兒子的鏡頭。昨天開庭，是她半年多來第一次當面見到兒子。在她看來，汪津比以前瘦了很多。
步入法庭後，汪津躲過了母親直視的目光。但顧女士卻已無法自已，用右手捂住嘴巴，眼裏含滿了淚。
兩個多小時的庭審過程中，汪津幾乎在回答所有問題時，都會停頓兩三秒鐘，很多時候甚至需要審判長再次使用通俗的語言進行解釋後，他纔會低聲應答。除了搖頭，他迴應的詞語更多是“記不清”和“不記得了”。
本次庭審首次披露汪津刺傷母親時曾使用過2把刀，一把黑色刀柄菜刀和一把白色刀柄水果刀。汪津稱，這2把刀都是他在日本超市買的，一直放在身邊用來防身。
對於這兩把刀，汪津解釋：“在日本時，在感覺威脅到我的情況下，曾用這兩把刀和別人發生過好幾次爭執。”當被問及在日本留學期間頻繁搬家的原因時，他的說法是：“經常跟別人發生爭執，別人故意折磨我，不讓我吃飯，不讓我睡覺”。
庭審中，審判長曾問顧女士，是否需要向兒子汪津補充發問?她說“沒有”，隨後哽咽。
整個庭審中，顧女士至少3次情緒失控，或抽泣，或哽咽，還有一次雙手合十，含淚請求法官輕判患有精神疾病的兒子。
律師無罪辯護請求判治療
在庭審中，汪津的辯護律師進行了“無罪辯護”。辯護律師認爲，汪津在案發時處於發病狀態，司法鑑定意見書中也說被告人(汪津)“自知力無”，屬於完全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不應負刑責。
根據《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爲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鑑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爲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對此，公訴人則認爲辯護律師有些斷章取義，因爲辯護人提到的“自知力無”這句話，在鑑定書上是如此表述的：“談及與母親的爭執時，自知力尚可;在日本的種種不如意時，顯得情感欠協調，主動意志活動病理性增強，記憶、智能尚可，自知力無”。而且司法鑑定意見書中也說到，被告人行兇的直接原因是與母親發生了爭執，並不是受精神分裂症的幻聽、幻想的影響。當然，被告人因爲精神分裂症，辨認控制能力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並不是完全喪失責任能力，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最後提出，根據《上海市衛生條例》，公安機關應當把被告人送到精神病院，而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並沒有履行這個義務，所以請求判令馬上將被告人送到精神衛生機構緊急治療。
經審理後，法院宣佈擇日宣判。
那一幕，不堪回首
■3月31日晚8時30分許，汪津搭機從日本東京抵達浦東機場，顧女士在接機時與兒子因留學學費問題發生不快，隨後對方從託運的揹包內拿出兩把尖刀，刺向她的頭部、手臂，以及腰、腹、背，造成顧女士重傷。檢察機關以汪津涉嫌故意傷害罪對其提起公訴。
這一幕，情何以堪
■昨天的庭審現場，母親和兒子唯一一次交流，竟源於一次心有靈犀的“意外”：當時，公訴人正在陳述，汪津舉起戴着手銬的雙手，向審判長示意要餐巾紙。顧女士是第一個注意到兒子這個舉動的，她第一時間抽出2張紙，起身準備送給距她2米外、站着受審的兒子。此時，汪津也轉身準備去接，後被法官和法警制止。最終，2張餐巾紙通過法警遞給了汪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