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講述了一位華裔媽媽，和兩個女兒、兩條狗的故事。她身爲華裔第二代美國移民，以華人家長對子女的高度期待與嚴格的教養方式來教育2個女兒。在這本書裏，蔡美兒坦露了自己撫養兩個孩子的心路歷程，與孩子“鬥智鬥勇”的過程。兩個女兒在媽媽的嚴格管教和傾心培育下，承襲了華人的優秀傳統，在學業、音樂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在當地被譽爲音樂神童。妙趣橫生的家庭故事，激烈的文化衝突，執着付出的華裔媽媽，叛逆聰慧的女兒……使得這個故事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
本書講述了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母親、兩個女兒和兩條狗。伴隨着鋼琴激越的音符和小提琴悠揚的旋律，她們又是怎樣榮登卡內基音樂聖殿，演繹莫扎特和門德爾鬆的經典之作。
你或許以爲，這個故事想告訴讀者-在教育和培養孩子方面，中國父母比西方父母更優秀。
可實際上，本書卻聚焦了激烈的文化衝突、展現瞭如過眼煙雲般掠過的讚美和榮耀，以及一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媽媽，是如何在13歲孩子的面前誠惶誠恐……
譯者序
“中國式媽媽”→“美國式成功”
我是本書的翻譯，也是一個生活在北京的中國媽媽。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我有幸趕在衆多讀者之前，走近了本書作者蔡美兒。
一頁頁地感受美兒教育孩子的真實和真情，一遍遍地驚歎美兒的投入和執着，一次次地體驗美兒的超凡和絕然，一步步地走進美兒的喜怒和哀樂……美兒的鮮活形象越來越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的面前。
不經意間，我就被美兒深深地吸引了，打動了。
我不得不說，做母親做到美兒這份兒上，真的很震撼！
引發競價大戰的猜想
毫無疑問，出生在美國、生活在美國的美兒，當然是一位“美國媽媽”。可在本書中，美兒卻總是驕傲地稱自己爲“中國媽媽”。而在美國人的眼裏，她卻是兩位“音樂神童小姐妹”的母親，充滿傳奇色彩，並散發着幾分東方的神祕。
美兒有兩個女兒--索菲婭和路易莎，姐姐17歲，妹妹13歲。從跨進學校大門的第一個學期開始，她們就保持着門門功課皆“A”的全優紀錄。姐妹倆差不多從3歲開始練琴。姐姐索菲婭14歲就把鋼琴彈到了世界音樂的聖殿--著名的卡內基音樂大廳；妹妹路易莎在12歲那年，就坐上了耶魯青年管弦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的頭把交椅。大庭廣衆之下，她們的舉手投足更是彬彬有禮、可愛迷人，被羨慕不已的美國媽媽看做同齡人的楷模。
在美國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這對姐妹的出類拔萃令美國父母驚歎：“中國式媽媽”是怎樣獲得了他們極難企及的“美國式成功”？
或許，這正是本書在美國尚未出版，就引發競價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成功越來越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國方式”不再是一個僅僅與落後爲伍、與保守同類的貶義詞。尤其是2010年12月，由世界經合組織（OECD）公佈的、有34個國家參賽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中，上海學生一舉奪得閱讀、數學、科學的冠軍，使得中國的教育也進一步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眼球。而中國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也將在今後得到更多的關注呢？
2010年10月，我隨先生在美國待了一個月，並去了好幾個城市拜訪朋友。談起這本尚未在美國出版的書，我的美國朋友依然感覺這位中國式媽媽教育孩子的做法相當“另類”，這本書很可能會引起西方社會的爭議。其實，在我們中國人眼裏，她的做法甚至也非同尋常！也許，正因爲“另類”或非同尋常，人們才值得走近後看個究竟。
對“不努力”說“No”
美兒在美國西方文化的包圍中堅持做“中國媽媽”，絕不是海外華人追根尋祖的情感使然，而是在經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衝突和認真比較後，她清醒而堅定地認同並選擇了中國人教育孩子的方式。
美國人特別強調對孩子的尊重，他們常常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孩子。結果孩子很輕易地就選擇了放棄，因爲沒有什麼人天生就喜歡努力，孩子們也寧願張開雙臂去擁抱輕鬆。美兒認爲，西方父母對孩子的自尊擔憂過多，但是作爲父母，最不利於保護孩子自尊心的行爲，就是你眼看着他們在困難面前放棄努力而不作爲。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做每件事情都會有機會成本。因此我們所作出的每個選擇，其實都意味着與此同時的某些放棄。而美兒的選擇，是在一開始就不給孩子選擇“不努力”的機會。我們看到，這其實是最好的一種選擇。至於你是讓孩子去彈鋼琴還是拉小提琴，是玩吉他還是吹長笛，是畫畫還是游泳……讓孩子選擇任何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然後專心致志、全力以赴、堅持不懈地去做。孩子自然就會體驗到，要做好一件事情，他需要怎樣去做、要努力到何等程度。其實這個過程本身，就會讓孩子在舉一反三中受益終身。
“青春”不會永遠“反叛”
我們從第31章美兒的“淚灑紅場”，看到她與小女兒露露長期以來的對立和衝突，由一粒小小的魚子醬而激起軒然大波。青春期叛逆的波濤，沖毀了美兒多年來構築的壩堤……
然而，美兒在美國做媽媽的成功，並不會因露露的青春期反叛而黯然失色，也不會因女兒辭去青年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的職務而前功盡棄，雖然這令美兒在每一秒鐘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實際上，當露露活躍在網球場上，從剛開始參賽時被人“剃光頭”，到打敗新英格蘭種子選手；當露露主動延長訓練時間、狂練反手球，並要求媽媽爲她申請額外的網球訓練課程；當我們聽到露露的網球教練感嘆：“她是那種不付出110%的努力，就絕不會善罷甘休的小姑娘。”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兒已經把追求卓越的優秀品質，深深地種在了女兒的心裏；讓自信、執着的基因，成爲了流淌在孩子血液中的紅細胞；更別說高難度的小提琴帶給靈魂的洗禮、情操的薰陶，以及賦予女孩的那份優雅和美麗！而那些曾經魂牽夢繞的旋律，難道會輕飄飄地悄然遠去或消失嗎？
當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將目光投向國外，尋求和接受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並開始反思我們自己甚至擯棄中國傳統的養育思想之時，蔡美兒--這個“中國式媽媽”獲得“美國式成功”的故事，值得我們回味和深思……
最後，請允許我對畢明建、江燕、晶晶、朱莉（Julie）、艾麗珂（Erica）和珍妮弗（Jennifer）表示誠摯的感謝。感謝你們幫助我解讀本書的音樂專業術語和難點，才讓我得以把這本書生動地呈現給千千萬萬個讀者和母親。
張新華
2010年12月20日於北京
第一部分
老虎--力量與權力最爲鮮活的象徵。讓人害怕，也令人起敬。
1中國媽媽
在學習上對孩子施加壓力是否有害？怎樣要求才算“嚴格”？學習上的生動有趣是第一位的嗎？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媽媽Vs.西方媽媽。
許許多多的美國人，都對中國父母如何能夠成功地培養出不同凡響的優秀孩子備感驚訝。他們想知道-“製造”衆多的數學精英和音樂奇才，中國父母到底做了什麼；他們家庭內部的結構是什麼樣子；中國父母的成功又能不能被他們所複製。
好吧，讓我來揭開這個謎底，因爲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中國媽媽。
不過，在揭開謎底之前，我們最好還是先來看看下面這些我從來就不允許女兒索菲婭和路易莎涉足的事情：
●在外面過夜
●參加玩伴聚會
●在學校裏賣弄琴藝
●抱怨不能在學校裏演奏
●經常看電視或玩電腦遊戲
●選擇自己喜歡的課外活動
●任何一門功課的學習成績低於“A”
●在體育和文藝方面拔尖，其他科目平平
●演奏其他樂器而不是鋼琴或小提琴
●在某一天沒有練習鋼琴或小提琴
我總是寬泛地看待“中國媽媽”這個稱謂。最近，我遇到一位超級成功的美國白人小夥子，他來自南達科他州（美國讀者應該在電視上見過他）。在比較了我們各自家庭的“清規戒律”後，我們發現，他的藍領爸爸，儼然就是一位“中國媽媽”。我還認識一些來自韓國、印度、牙買加、愛爾蘭和加納的父母，他們也完全擁有中國父母的品質。相反，我所認識的一些出生在西方國家但有着中國血統的媽媽，她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卻並沒有成爲真正的“中國媽媽”。
我也寬泛地使用“西方父母”這個稱謂。西方父母們林林總總、風格各異。事實上，我只要走出家門就會敏感地發現，與中國父母相比，西方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迥然不同：有的嚴厲，有的寬鬆。父母們的類型也五花八門：同性戀的，信奉正統猶太教的，單親的，前嬉皮士的，在投資銀行工作的和出身于軍人家庭的……顯然，沒有一對西方父母對教育孩子擁有相同的看法。因此，當我使用“西方父母”這個稱謂時，並不是指所有的西方父母，正如我提到的“中國媽媽”，也不能代表每一位中國母親一樣。
儘管西方父母認爲他們要求孩子已足夠嚴格，但他們嚴格的尺度通常很難接近中國媽媽的標準。例如，我的西方朋友們要求孩子彈奏樂器，每天半小時，最多一小時，他們認爲這已經嚴厲有加了。然而，對中國媽媽來說，孩子們進行彈奏的第一個小時，就像是輕鬆愉快的熱身，而不停地彈上兩三個小時，那纔算得上是“練習”，才具有一定的難度。
儘管我們對文化差異的老生常談已提不起興趣，但在養育孩子方面，的確有無數研究有理有據地證實了中西文化之間存在着明顯差異。
一份對50位西方媽媽和48位中國媽媽的調查研究顯示，70%的西方媽媽認爲，“在學習上對孩子施加壓力的做法是有害的”，“父母應本着讓學習變得生動有趣的思路來培養孩子”。可是與此相反的是，沒有一箇中國媽媽贊成這樣的想法。大多數的中國媽媽確信她們的孩子可以在學校裏出類拔萃，她們認爲“孩子在學業上的成就反映了家長教子有方”；如果孩子不能在學校裏如魚得水，那就“有問題”了，就說明做父母的“嚴重失職”。此外，還有一些研究發現，中國媽媽每天督促孩子進行學習的時間，大約是西方媽媽的10倍。而西方的孩子，則更熱衷於在學校運動隊的活動中拋頭露面、展示才華。
觀察這些現象讓我找到了問題的關鍵。或許有人認爲美國的“運動媽媽”與中國的“功課媽媽”沒什麼兩樣，那他們可就大錯特錯了。與按照日程表監督孩子參加訓練的西方“足球媽媽”相比，中國媽媽相信：
（1）完成學業總是第一位的；（2）考試中的“A-”是不合格的；（3）必須要在數學上比同班同學領先兩個學年；（4）絕不能在公共場合誇獎孩子；（5）如果孩子與老師或教練發生衝突，做家長的必須堅定地站在老師或教練一邊；（6）父母唯一允許孩子參加的課外活動，是那些他們能贏得獎牌的項目；（7）而且必須是金牌！
2索菲婭
在我們這個“華裔+猶太=美國”的家庭，她18個月就認識字母表，3歲閱讀《小婦人》簡寫本並開始學彈鋼琴。
索菲婭是我的第一個女兒。我丈夫傑德是個美籍猶太人，而我是個華裔。這樣，我們的孩子就成了“華裔-猶太-美國”人，屬於一個似乎頗具異國風情的人羣。確切地說，在某些社交圈子裏，這類人的數量還不少，尤其是在大學城裏。
在英語裏，索菲婭的名字代表“智慧”，而這個詞的發音，很像是我母親給孫女取的中國名字-思慧。
從索菲婭呱呱落地起，她就顯示出極爲理性的稟賦和特別專注的能力，而這些品質得益於她的父親。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婭總是乖乖地入睡，整個夜晚都不吵不鬧；偶爾啼哭，也有着格外明確的目的。那時，我正在撰寫一篇有關法律的文章（從我供職的華爾街一家法律事務所休產假後，我拼命地想找到一個大學裏的教職--這樣我就不必再重返華爾街了），僅僅兩個月大的索菲婭對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歲之前，她都是那麼安然而沉靜，只是睡覺、吃東西，並瞪着一雙純淨無邪的大眼睛，看着時常文思枯竭、大腦短路的我。
索菲婭的智力發育比較早，她在18個月時就認識字母表。我們的小兒科醫生從神經學的意義上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堅持說，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學語。爲了證明這一點，他拿出一張由蛇和獨角獸等小動物喬裝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圖。醫生看看圖片，瞧瞧索菲婭，然後再把目光轉向圖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着一隻披着睡袍、戴着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婭用稚氣的嗓門尖聲地叫道。
“無師自通……”醫生驚訝地咕噥着。
我在一旁爲醫生的非正式測驗暗暗緊張。終於到了最後一個字母，那是一條飛吐着數根血紅舌頭的九頭蛇。“I。”索菲婭依然準確無誤地讀出了它。
索菲婭在上幼兒園時就非常出衆，尤其是在數學方面。當其他孩子還在用創造性的美國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等道具學習從1數到10的時候，我已經在用死記硬背的中國式方法，教索菲婭加、減、乘、除，以及分數和小數，而它們是很難用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來演示正確答案的。
傑德和我結婚的時候曾達成協議，要讓我們的孩子說中國的普通話，但遵從猶太人成長的禮節。（我雖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長大的，但對宗教信仰並不十分執着，因爲天主教在我的家庭裏並沒有紮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後來纔有了更多的影響。）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可笑的協議。因爲我的家鄉在中國福建，我自己並不會說普通話，而傑德壓根兒就不信教。我僱了位能不斷和索菲婭說普通話的中國保姆。在索菲婭兩個月大的時候，我們也第一次歡慶了猶太人的“光明節”（Hanukkah）。
待索菲婭長大一點點，我們發現她似乎吸納了兩種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猶太人永無止境地追求和刨根問底的精神，也從我這裏學會了各種各樣的技能。我並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擁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國人的方式培養出的勤奮、自律和自信，並讓這些素質不斷拓展的技能。
剛剛3歲，索菲婭就能夠閱讀《小婦人》（LittleWomen）的簡寫本，能夠進行簡單的歸納，並用中文寫出100個字的短文，還不包括其中的數字。當我看到美國的父母試圖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揚，來鼓勵孩子完成那些諸如畫出一條歪歪扭扭的線條或學會揮舞小棒這樣極其簡單的任務時，我發現中國父母有兩件事超越了美國的父母：（1）他們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夢想；（2）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遠、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婭能夠吸收美國社會最優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亞洲孩子那樣，最後成爲機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從父母那裏感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甚至僅僅因爲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得了第二名就會去自殺！我盼望她多才多藝、全面發展，有自己醉心的業餘愛好和着迷的活動，但不是任何小興趣（比如“手工勞動”這種努力方向不明確的活動；或者更糟，去練習敲鼓，最後可能染上吸毒的惡習），而是更有意義、更難掌握、更能發展高深的藝術造詣、提高自身潛能的愛好。
基於以上的想法，我爲女兒選中了鋼琴。
1996年，就在索菲婭3歲的時候，她張開稚嫩的雙臂，迎來了生活中的兩件新鮮事兒：第一次鋼琴課，還有她可愛的小妹妹。
3路易莎
叫她向東，她偏要向西-我的小女兒就是這樣一個“長着天使面孔的野丫頭”。
有一首鄉村歌曲這樣唱道，“她是一個長着天使面孔的野丫頭”，說的就是我的小女兒露露。說到她，我就不由得想到如何才能馴服一匹狂野奔放的馬。甚至在我懷孕的時候，小露露就經常在我的子宮裏大展拳腳，並在我的肚皮上留下清晰可見的“霹靂腳”。露露的大名叫路易莎，意思是“聞名天下的武士”。嗨，我也納悶，我們爲何在她如此年幼之時就爲她取了這麼個八面威風的名字。
露露的中國名字叫“思珊”，即指“珊瑚”，隱含着精美絕倫之意。對露露來說，這個名字真是再貼切不過了。從出生的那天起，露露就有着非凡的味覺。她不喜歡專爲嬰兒配製的奶粉，對兒科醫生建議我們喂她的豆奶也十分抗拒，因此常常餓肚皮。與聖雄甘地無私無畏並配合冥思靜養的絕食鬥爭迥然不同，腹中飢餓的露露每天夜裏都揮舞着小手放聲啼哭。每當我們的中國保姆格蕾絲及時趕來“營救”時，傑德和我都是一副頭戴耳塞、手忙腳亂的狼狽樣。格蕾絲用一種帶有淡淡的鮑魚和香菇味道的調味汁，烹製出一款口味綿滑的豆腐腦，竟然令露露止住了哭鬧，咂巴着小嘴吃得津津有味。
很難用語言來描述我與露露的關係，說我們母女間的對陣猶如打一場“全面升級的核戰爭”並不能一語中的。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露露和我非常相似：她秉承了我火暴的脾氣、伶俐的口齒和從不記仇的個性。
說到人的個性，我並不相信什麼占星術（我認爲每個人都不可能迴避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難題），但是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卻對索菲婭和露露的個性作出了完美的解釋。索菲婭出生在中國的猴年，屬猴之人通常好奇、聰明，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難住他們。生在豬年的人則比較任性、倔犟，其火暴脾氣常常“一點就着”，但卻從不把怨恨留在心裏；他們全然是誠實可靠、擁有一副火熱心腸的人。而這-正是露露的生動寫照。
出生在虎年的我並不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但是屬虎的人一般氣質高貴、勇敢無畏，他們強壯有力、儀態威嚴，並具有天生的號召力。他們也是一些被命運垂青的寵兒，貝多芬、孫中山，皆是屬虎之人。
我與露露的第一次衝突發生在她3歲那年。
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冬日裏一個北風凜冽的下午-那年最寒冷的一天。在耶魯法學院擔任教授的傑德忙着工作，而索菲婭正在上幼兒園。我期待着讓露露第一次接觸鋼琴、走進音樂的神奇天地，而那天下午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一頭褐色的捲髮、一雙圓圓的眼睛，還有一張中國式的娃娃臉，露露看起來真是可愛極了。我非常興奮地將她抱起來放到覆蓋着柔軟坐墊的琴凳上。舒舒服服地落座後，我教她怎樣用一根手指頭在鋼琴上彈出一個音符。我示範了三次，並要求她跟着我做。可是露露卻拒絕學做這個簡單的動作，她寧願伸出雙手，用兩個巴掌在琴鍵上胡亂拍擊。鋼琴發出恐怖的怪叫聲。我讓露露“住手”，可她卻拍打得越來越重、越來越快、越來越起勁兒。我想將她從琴凳上抱下來，結果她連蹬帶踹、又哭又鬧地不肯撒手。
15分鐘過去了，她依然號叫着、哭泣着、蹬踢着。終於，我忍無可忍。躲避着她的拳打腳踢，我把這個尖叫的小魔鬼拖到後門，直接扔到了室外的門廊裏。
刺骨的寒風在-6℃的低溫中撲面而來，短短几秒鐘，我就感覺到像刀一樣鋒利的北風似乎刮傷了我的臉。但是，如果孩子桀驁不馴、難以管教，我寧願要一個聽話的中國孩子。在西方的文化裏，順從只與狗和森嚴的等級聯繫在一起；而在中國文化中，它卻是一種高尚的美德。
“如果你不聽媽媽的話，你就不能待在屋子裏。”我嚴厲地對露露說，“那麼現在，你想做個好女孩，還是要待在外面？”
聽了我的話，露露竟然自己走到院子裏。她揚起頭來看着我，一臉的挑釁。
我開始有些擔心，因爲露露只穿着毛衣、緊身褲和飾有皺褶花邊的小裙子。她不再哭喊，事實上，她安靜得讓人害怕。
“好吧，你想做個乖孩子，”我趕緊爲她搭了個臺階，說，“那麼現在，你可以進來了。”
可露露卻搖了搖頭。
“露露，別傻了。外面冰天雪地，你會凍壞的，趕快進來吧！”
瑟瑟的寒風中，露露凍得牙齒打戰，但她依然搖着頭，用倔犟的神情拼寫出一個無言的“No”。將此情此景看得真真切切的我發現自己低估了露露。她到底是用什麼材料做的-小小的她寧願站在雪地裏凍死，也不願意屈服！
我不得不迅速改變戰術，我知道-在這場戰爭中，針尖對麥芒，我贏不了！我的腦子飛快地轉動着，於是掉轉頭來，乞求、哄騙加賄賂，終於把露露拉回了屋裏。當傑德和索菲婭回家的時候，他們看見露露浸泡在熱氣騰騰的浴缸裏，正就着帶蜜餞的核仁巧克力餅，愜意地享用着一杯香甜濃郁的熱可可。
而露露也低估了我-剛剛打了敗仗的我正在重新武裝自己。
戰場已然鋪開，可露露對此卻一無所知。
4蔡氏家族
展開我們的“美國夢”--父親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我們三個姐妹也相繼走進哈佛法學院、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捧回碩士和博士學位……
我姓“蔡”（Chua）--普通話的漢語拼音是“Cài”，我喜歡自己的姓氏。我的家鄉在中國南方的福建省，一個盛產學者和科學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間，我父親的家族裏，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學家，他同時也是個哲學家和詩人。1644年，當時的明朝正面臨着滿清入關的危境。因爲技藝全面、學識淵博，武能被皇帝御封爲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視的傳家之寶（事實上，也是我們唯一的祖傳遺物），是由武能手書的長達2000頁的專着，該書闡述了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作《易經》。這本牛皮封面上寫着一個“蔡”字的傳家之寶，如今就醒目地擺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輩都出生於福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先後乘船前往菲律賓，據說那裏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生活。
我姥爺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書匠，爲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賣大米。姥爺不信教，尤其不擅長經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麗而虔誠的佛教徒，儘管她所信奉的觀音菩薩並不看重物質的享受，可她還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紅火、興旺。
我爺爺經營魚醬的生意，他是個好脾氣的商人。和姥爺一樣，既不信教，也無緣於經商。我精明能幹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做塑料製品的買賣（主要是爲強生公司生產塑料容器）賺了許多錢，然後，她把盈餘都換成了金條和鑽石。變得富有之後，她在馬尼拉最具聲望的社區買了座華麗的豪宅。後來，奶奶和我的叔叔開始在火奴魯魯收藏蒂法尼玻璃製品（Tiffanyglass）、瑪麗·卡薩特（Mary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畫作，並在火奴魯魯擁有了獨立產權的公寓。同時，他們皈依了新教，並在飯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湯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來越像美國人。
我母親1936年出生於中國，與父母舉家遷往菲律賓時，她才兩歲。後來日本人佔領了菲律賓。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絕不會忘記母親曾經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畫面：一羣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們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張大嘴巴，然後一邊拼命地給他灌水，一邊殘忍地獰笑着，想要看看可憐的舅舅會不會像只充氣過度的氣球那樣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領導的美國軍隊解放了菲律賓。
母親清楚地記得美軍吉普車駛過街頭的情景，在士兵們向人羣不停地拋擲火腿罐頭時，當時還僅僅是個小女孩的她，追着軍車一路上歡呼雀躍。
戰爭結束後，母親到一所修道士開辦的中學讀書。在那裏，她改信了天主教。後來，她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於聖托馬斯大學，並獲得了化學工程學位。
我的父親對移民美國總是充滿嚮往。頗有數學天分、酷愛天文學和哲學的他，對在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生意場上週旋的家族生意深惡痛絕，本能地反抗家人爲他作出的每個安排。甚至在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就拼命地尋找去美國的機會。後來，馬薩諸塞州的麻省理工學院批准了他的入學申請，他終於“好夢成真”。
父親在1961年正式向母親求婚，同年的晚些時候，他們就雙雙來到波士頓。當時並不知道，這個地方正是美國的靈魂所在。他們用微薄的獎學金維持日常的開銷，甚至無法負擔冬季的取暖費。在他們初到波士頓的那兩個冬天，常常要裹着毯子來保暖。可是不到兩年，父親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並在印第安納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學擔任助教。
在美國中西部長大，我和三個妹妹時時感受到我們與別人的不同。
我們每天都要用保溫盒將中式午餐帶到學校，而我是多麼渴望像其他同學那樣吃到一塊夾着臘腸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們在家裏說中國話，如果一不留神說漏了嘴，在言語間夾雜着一兩個英語單詞，立刻就會爲此受到懲罰：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們都得演算數學、練習鋼琴，父母從不允許我們到朋友家過夜。父親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爲他脫下皮鞋和襪子，遞上拖鞋。
我們的成績通知單一定要完美無缺-我們的朋友也許會因好幾門功課得到“B”而獲得家長的獎勵，可我們哪怕是在全“A”中僅有一個“A-”，都會令父母感到難堪。記得八年級那年，我在一次歷史考試中得了第二名，學生和家長都參加了頒獎儀式。有位同學因爲全優的成績獲得基瓦尼斯獎，還在會上受到特別褒獎。頒獎儀式結束後，記得父親只對我說了一句話：“千萬、千萬不要再讓我像這樣丟臉了！”
我的朋友聽到這個故事之後，他們通常以爲我的童年恐怖無比，可這並不是事實。實際上，在這個讓外人感到怪異的家庭裏，我汲取了奮發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剛開始步入美國社會的時候，我們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們融入了美國社會，成爲美國人。
記得父親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點。他是那樣的專注，甚至常常無法察覺我們走進了房間。我至今還記得他興奮地向我們推薦墨西哥玉米麪豆卷、邋遢喬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種風味美食，以及可以敞開肚皮吃個夠的自助餐，更別提那些帶我們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營的開心時光了。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個美國男孩嘲笑我將飯店的單詞“restaurant”發成了“rest-OW-rant”，他一邊做着鄙視的手勢並模仿我的口音，一邊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發誓要徹底擺脫我的中國口音。參加女童子軍、玩呼啦圈、進行詩詞競賽、到公共圖書館看書、在“美國革命的女兒徵文比賽”獲獎，以及爲父母加入美國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覺歷歷在目。
1971年，父親接到去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的聘書，於是，我們全家打點行裝來到美國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裏，父親留長髮，穿着帶有“和平”印記的夾克衫。後來，他對收集葡萄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建造了一個能容納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論而成爲國際知名學者時，我們開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級先後在英國的倫敦、德國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讀。在父親的帶領下，我們甚至把足跡留在了遙遠的北極。
然而，我父親仍然是個中國式的家長。
到了該選擇並申請大學的時候，他堅持讓我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時我已經被這所大學錄取），並且要住在家裏。這就是說，我要面對一種全然沒有校園生活的學習-這樣的選擇令我極其痛苦。我開始違抗父命，一如當年他對家庭的反叛。我僞造他的簽字，悄悄地申請了我聽人們談及的一所位於東海岸的學校。當我公開自己的祕密行動，告訴父親我已被哈佛大學錄取時，他的反應真令我大跌眼鏡--從大發雷霆逐漸轉變成爲女兒驕傲，他折騰了整整一宿。
儘管在女兒離家時會有一絲淡淡的哀傷在他心裏揮之不去，但父親後來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時刻--我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他的二女兒美夏懷揣畢業證書走出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而他最開心的，是他的三女兒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學，並在那兒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
美國改變着生活在那裏的人們。
我4歲的時候，父親曾經對我說過-“你將來嫁人一定要嫁給華裔。嫁給非華裔男人？哼，只要我還在喘氣兒，就絕對沒門兒！”但是最後，我卻嫁給了傑德，一個有着猶太血統的美國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親居然成爲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對殘疾人並無特別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許多亞洲人也將身患殘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帶着唐氏綜合徵①的先天殘疾來到這個世界時，母親經常爲可憐的小女兒傷心落淚，一些親戚也勸我們趕快把她送到菲律賓的慈善機構去。可母親並沒有這樣做，她拜訪了對殘疾人進行特殊教育的老師，聯絡了不少擁有殘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開始不厭其煩地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美音一起玩拼圖，並教她畫畫。當美音該上小學的時候，母親就教她讀書，和她一起練習乘法口訣。如今，美音已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游泳項目上先後奪得過兩枚金牌。
擔心數千年燦爛的華夏文明在我這裏不能得以延續，對沒有嫁給中國人我似乎有那麼一點點惋惜。但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對美國給我們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機會心懷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兒生活在美國已不再有異國他鄉之感（我有時候還會有），而對我來說，那絲淡淡的鄉愁並不是一種負擔，而更像是一種殊榮。
5一代不如一代？
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是我堅持讓孩子們學習古典音樂的原因。因爲彈鋼琴、拉小提琴不會讓人在溺愛中走向墮落、懶惰和粗魯。
我最大的恐懼是家族的沒落。中國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語--“富不過三代。”如果有人對兩代人的成就進行一項縱向的調查研究，我確信，他們會在那些最近50年來以大學畢業生或技術工人的身份幸運地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中，發現一種共同的生存模式。這種模式大致如下：
移民的一代（就像我的父母）總是拼命工作，許多人剛來美國時幾乎是一貧如洗。他們起早貪黑、沒完沒了地幹活，直到功成名就，成爲工程師、科學家、醫生、學者或商人。身爲父母，他們是超級嚴厲的長輩和省吃儉用的節儉狂-“不許倒掉剩菜剩飯！”“你爲什麼用這麼多的洗潔劑？”“你不需要進美容院，我的理髮技術比他們更棒。”他們很少喝酒，會把節約的錢用於房地產投資。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掙的每一分錢，通通都是爲了投資給孩子們的教育，期待他們擁有與自己不一樣的未來。
第二代移民（就像我）是出生在美國的第一代，他們中的典型人物頗有建樹。他們通常彈鋼琴、拉小提琴，進常春藤盟校；成爲專門的人才-律師、醫生、銀行家、電視主持人。他們的收入大大超越父母，一方面是由於自己掙得多，一方面是緣於父母在他們身上進行了巨大的投資。不像父母那樣節儉，他們喜歡喝雞尾酒。女性通常會嫁給白人；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他們對待自己的孩子再也不會像父輩那樣嚴厲。
第三代移民（就像索菲婭和路易莎）是那些讓我們躺在牀上徹夜難眠、煩擾不斷的人。由於他們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第三代人出生在生活條件極爲舒適的中上層家庭。在孩提時代，他們就擁有許多精裝本的書籍（在第一代移民-我們的父母眼裏，那簡直奢侈得近乎於犯罪）；有一些富裕的、成績爲“B+”的朋友。不管進不進私立學校，他們都渴望穿昂貴的名牌服裝。最後，也最成問題的是，他們認爲個人的權利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因而很不情願順從自己父母的意志、聽從父母對他們的職業勸告。簡而言之，所有的現象都表明，第三代人正在走下坡路。
雖然孩子們的路要靠他們自己來走，但索菲婭一出生，我還是希望她聰明伶俐、自尊自重；我告誡自己，絕不能讓“富不過三代”的魔咒在我的家裏應驗，絕不能養育一個沒有真才實學又狂妄自大的孩子，絕不能讓我的家族走向窮途末路。
這也是我爲什麼堅持要索菲婭和露露學習古典音樂的原因。我知道，我無法讓她們因爲生在貧苦的移民家庭而發奮努力。我不能改變生活的現狀--我們居住在一所老式的大房子裏；有兩輛體面的汽車；出門度假時，住在高檔的賓館裏。但我確信無疑的是，與我和我的父母相比，索菲婭和露露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可塑性。而古典音樂不會讓人墮落、不會令人懶惰、不會教人粗魯，也不會寵壞孩子。相反，它會鞭策我的孩子達成我未能企及的目標，而它與我們祖先光宗耀祖的文化傳統緊密相連。
我的“反墮落運動”還有其他的組成部分。像我的父母一樣，我也要求索菲婭和露露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在學校裏成爲成績全優的學生。“每次考試答題後都要記得檢查3遍，”我告誡她們，“學習時，要查證每一個你不認識的字，要準確地記住它們的定義。”爲了確信她們不會像羅馬人一樣在帝國的隕落中過着飽食終日、驕奢淫逸的生活，我也堅持要求她們幹一些體力活。
我不止一次地告訴女兒：“14歲的時候，我用鋤頭和鐵鍬挖了一個游泳池。”這事兒可是一點兒不假。我在靠近太浩湖①那座我父親買下的小木屋旁建造的這個游泳池，只有3英尺深、10英尺見方，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我也喜歡向女兒們唸叨：“每個星期六的早晨，我都用吸塵器打掃房間，我負責一半的面積，妹妹完成另一半。我還要清洗衛生間，在院子裏除草、伐木。我還曾經爲父親修建了一座帶假山的花園，爲此不得不搬運50多磅的大石頭。這也是我之所以如此強壯、強硬的原因。”
我希望女兒有儘可能多的時間提高琴藝，所以沒有要求她們去伐木頭或挖池子。但我也儘量讓她們攜帶重物，比如，抱着裝得滿滿當當的盛衣筐樓上、樓下地跑，星期天要負責扔垃圾，在外出旅遊的時候提箱子。有趣的是，憐香惜玉的傑德對此卻有着本能的反感，他看不慣讓女孩子們拿重物、乾重活，總是擔心傷到她們稚嫩的背。
在向孩子們傳授經驗時，我不斷地回憶起父母曾經對我說過的那些話。“要虛心，要謙卑，要樸素。”母親總是告誡我們，“最後就是最前。”我認爲她真正想說的是--“確保你名列前茅，這樣你才擁有謙虛的本錢。”而父親的基本原則則是--“絕對不要怨天尤人或尋找藉口。如果在學校發生的事情看起來對你不太公平，你就要用加倍的努力獲得加倍的成就來證明你自己！”我也試圖將這些做人和做事的信條灌輸給索菲婭和露露。
像我的父母一樣，我還試圖從索菲婭和露露那裏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這卻是我最不成功的一點。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害怕父母的反對，可索菲婭不怕，露露就更加滿不在乎了。；在我們生活的社會，美國人要傳達給孩子的東西與中國的文化背道而馳。在中國的文化中，孩子質疑父母的想法、不服從爹媽的管教，或與長輩頂嘴，都是不被允許的。而在美國的文化中，圖書、電視節目和電影，都在頻頻地爲孩子敏捷的反駁、獨立的個性特徵拍手叫好。尤其是一些美國的父母，似乎需要由孩子們來給他們上一堂鮮活的人生課。
6良性循環
爲什麼索菲婭3歲開始練鋼琴，7歲獲獎？在千難萬難的“開頭”，許多西方父母都會選擇放棄。然而中國父母卻會在一開始，就不給孩子選擇“不努力”的機會。
索菲婭的前三個鋼琴教師，都不太適合她。
第一位老師是個俄羅斯老太太，她叫埃莉娜，是我們的鄰居。她穿着樣式老舊的裙子，過膝的長筒襪；在授課時，從頭至尾都面無表情，好像她把整個世界的悲哀都一肩扛了。她來我家做家庭教師，彷彿就是爲了自己練習一個小時鋼琴，而索菲婭和我只是傻傻地坐在長沙發上聽她彈奏，並感受莫名的苦悶和折磨。第一次課結束時，我覺得自己很崩潰，而索菲婭則一直在玩她的紙娃娃。我不敢告訴埃莉娜她無法勝任鋼琴教師的工作，擔心她會傷心流淚。我只是告訴她，我們盼望着她下一次的鋼琴課，到時候我會跟她聯絡。
我們嘗試的第二位鋼琴老師，是一個奇怪的小個子。此人一頭短髮，戴着圓圓的金邊眼鏡，曾經在軍隊裏服役，名爲“MJ”。MJ總是穿着西裝、打着領結，從外表你很難判斷其性別，而我卻喜歡這種樸實的風格。頭一次見面，MJ就告訴我們，索菲婭天生就是塊學音樂的料。然而不幸的是，三個星期後的一天，我們像往常一樣到MJ的家裏去上課，而MJ卻從人間蒸發了。我們只看到那所房子裏擺着截然不同的傢俱，住着完全陌生的人。
第三位教師理查德是個說話輕聲細語、臀部豐滿、好玩爵士樂的男人。他說他有個兩歲的女兒。首次謀面，他就大侃特侃活在當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及時行樂，給索菲婭和我好好地上了一課。不像其他比較傳統的老師會按部就班地授課，他說他不屑於使用別人撰寫的教材；他強調即興的發揮和自我的表現。理查德認爲音樂裏沒有什麼法則需要遵循，只要跟着感覺走，就無人有權對你作出評判；而那些商業化的運作和你死我活的所謂競賽，已經毀滅了鋼琴的世界。
可憐的傢伙-我猜他根本就沒有做鋼琴教師的能力。
作爲中國移民家的大女兒，我沒有時間來臨時拼湊或編造自己的法則。我要維護家庭的名譽，要爲一天天衰老的父母贏得驕傲和自尊。我喜歡明確的目標，看到通向成功的確定無疑的路！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我十分欣賞鈴木鋼琴教學法。它有7本書，每個人都必須從第一冊開始入門；每本書都有10至15首曲子，練習者要循序漸進地逐一練習。而孩子們刻苦地投入練習，爲的是每星期都能學習新的曲子。如果一首曲子就要練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他們就會感到厭煩而放棄練習。不管怎麼說，至少有一些孩子通過學習鈴木的教材，琴藝就是提高得比別人更快-孩子們如果勤學苦練，就會4歲的比6歲的厲害，6歲的比16歲的更牛。
製造“音樂神童”，鈴木教學系統名聲在外。
發生在索菲婭身上的故事，驗證了鈴木鋼琴教學法的傳奇。那時候，索菲婭才5歲，師從鈴木鋼琴教學法知名教師米歇爾。米歇爾在紐黑文一個被稱爲社區音樂學校的地方，擁有一間龐大的鋼琴工作室。在那裏，她以極大的耐心和敏銳的慧眼，發現了索菲婭。她不僅讚賞索菲婭在音樂方面的天賦，而且讓索菲婭愛上了鋼琴。
鈴木鋼琴教學法簡直就像是爲索菲婭量身定做的。她學得很快，並能夠自覺地在課後留下來，專心致志地延長練習的時間，這說明索菲婭已經從中國文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優勢中獲益。而學校裏大多數西方學生的父母，都對孩子們來這裏練琴抱着寬鬆和放縱的態度。我記得有個叫奧布里的女孩，長期以來，她每天竟然只練習一分鐘，而那時她已經7歲了。有的孩子練琴是有償的-大杯的聖代冰激凌，或者大盒的樂高牌拼裝玩具。許多學生還以種種藉口逃避練習，即便是在授課的日子裏也常常缺席。
鈴木鋼琴教學法最顯着的特徵，是希望家長也能旁聽每一次的音樂課，這樣纔有利於督促孩子們平時在家裏的練習。這就是說，索菲婭上鋼琴課，從頭至尾我都得“陪讀”。於是，我也受到了音樂的薰陶。小時候，我也要上鋼琴課，但是我的父母沒有錢聘請優秀的老師，因此，我只能接受一位鄰居的指導。授課期間，他還要時不時地主持特百惠家用塑料製品公司的聚會。跟着索菲婭的老師，我得以惡補了許多音樂的理論和相關的歷史知識。
因爲我的陪伴，索菲婭每天至少練琴90分鐘，週末也不間斷。在那些上課的日子裏，我們練習的時間就會翻倍。我幫助索菲婭記住了她學過的所有東西，甚至包括那些老師不曾傳授的內容。而我，沒有給過索菲婭一分錢的獎勵。我想，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能夠沿着鈴木鋼琴教學法的階梯拾級而上的根本原因。
其他學生的父母將練習目標定爲一年完成一本書，而我們從第一冊-星星變奏曲（TwinkleVariations）入門；3個月後，索菲婭就開始彈奏第二冊-舒曼鋼琴曲（Schumann）；6個月後，她進階第三冊--由克萊門特創作的小奏鳴曲（Sonatina）。而我依然感覺進度緩慢。
現在，我該把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實挑明瞭。我知道，有我這樣的母親，其實索菲婭常常並不開心。在我督促索菲婭練琴的日子裏，她記得我有3句口頭禪：
1.天哪，你怎麼彈得越來越糟糕！
2.快點兒，我數三下，你就得找準音調！
3.如果下次你再彈錯一個音符，我就要把你所有毛茸茸的小動物扔到火裏化爲灰燼！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殺氣騰騰”的督戰方式似乎有點兒過激，但它們的確十分奏效。索菲婭和我，真是一對天生默契的母女組合。我意志堅定認準的事情會“一根筋走到頭”，而索菲婭則顯得成熟、耐心，富有同理心-這些我本應具有卻一直缺失的優秀品質。她相信媽媽知道，對她來說什麼是最好的選擇。即便我有時大發雷霆或出口傷人，她也會原諒我。
7歲那年，索菲婭在當地的鋼琴比賽中，以一曲由挪威作曲家愛德華·格里格創作的《蝴蝶》（Butterfly），贏得了她的第一塊獎牌。《蝴蝶》是格里格66首抒情樂曲中的一首，其中每個細小的片段，都意在喚起聽衆獨特別緻的心緒和海闊天空的想象，表現出蝴蝶輕盈的翩翩之態和歡快舒暢的情趣。只有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刻苦的演練，纔有可能達到如此美麗的意境。
中國父母深知這樣的道理：成爲行家裏手的過程，其實毫無樂趣可言。要掌握任何高超的技藝，必須付出艱苦的努力。而孩子們從本性來講，絕不會愛好努力。因此，一開始就不給他們選擇“不努力”的機會，便顯得至關重要。
孩子的反抗對父母的韌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萬事總是開頭難，在千難萬難的“開頭”，許多西方父母都會選擇放棄。然而，如果應用得當，中國父母的教子策略會帶來良性循環。要想走向卓越，就得堅持不懈地練習、練習、再練習；而美國父母則不欣賞機械的重複。其實，不管是彈奏鋼琴還是演算數學，一旦孩子展現了傑出的天賦，就會得到讚揚、欽佩和滿足。這將爲他們的人生奠定自信的基石，並令艱苦卓絕、了無情趣的活動變得充滿樂趣。這樣的良性循環，使父母更容易引導孩子們登上更加努力的新臺階。
在獲獎者的音樂會上，當我看着索菲婭靈巧的手指，像蝴蝶的翅膀一樣在琴鍵上上下翻飛、躍動，我剋制住內心的自豪、歡欣和憧憬。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明天的來臨--明天，我要和索菲婭一起，加倍地努力，朝着音樂的廣闊天地大踏步邁進……
11小白驢
西方父母對孩子的自尊擔憂頗多，但是作爲父母，最不利於保護孩子自尊心的行爲，就是你眼看着他們在困難面前放棄努力而不作爲。
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中國式的強制。
那時，露露大約7歲，依然在學練鋼琴和小提琴這兩種樂器。她正在練習一支被稱爲“小白驢”的鋼琴曲。這首曲子是由法國作曲家雅克·艾伯特創作的，曲調相當可愛-你可以想象一匹小白驢邁着輕鬆歡快的步子，與自己的主人一起沿着鄉間小路樂顛顛地向前跑去。可是對於年幼的彈奏者來說，它也有着不可思議的難度，因爲它要求兩隻手精神分裂般地保持不同的節奏。
露露無法做到。
我們不間斷地練習了一個星期，一遍又一遍刻苦地分別訓練她的左手和右手，可是當我們試圖把兩隻手的動作合到一起時，一隻手常常會被另一隻手同化。一時間，所有的努力都化爲泡影。
在露露要去上鋼琴課的前一天，她終於忍無可忍地暴發了：“我不練了！”她決意放棄，站起來便摔門而去。
“回到鋼琴前來，露露！”我命令道。
“你不能逼我。”
“我當然能。”
讓她重新回到鋼琴前，露露把我折騰得夠戧。她好一通拳打腳踢，並抓住樂譜把它撕成碎片。我將樂譜拼湊起來裝進塑料套封裏，這樣，她就再也無法對樂譜“施暴”了。然後，我把露露的娃娃拖出去放到車上，告訴她：“如果你在明天之內不把'小白驢'練得滾瓜爛熟，我就要把你的玩具一個接一個地捐獻給教堂。”
“我看你該去教堂了，幹嗎還待在那兒呀？”露露故意氣我。
我威脅她不準吃午飯和晚飯，甭想要聖誕節和猶太光明節禮物，更別說生日禮物-兩年、三年、四年，壓根兒就別再惦記什麼禮物！
……
後來，露露好不容易坐到了鋼琴前，兩隻手仍然出錯。我說她是故意讓自己抓狂，因爲她暗自擔心自己做不好。我要她告別懶惰，克服懦弱，別再自我放縱，讓悲哀見鬼去！
這時候，傑德把我拉到一旁。他要我別再侮辱露露（其實我根本就沒這個意思，我只是想刺激刺激她，讓她好好練琴），他說他不認爲威脅露露對她會有什麼幫助。他還說，或許露露真的無法掌握這個技術，可能她不具備這種雙手配合的協調能力。最後，他還一本正經地問我：“你能不能哪怕是考慮一下這樣的可能性？”
“你其實就是不相信露露。”我譴責他。
“這太可笑了，”傑德輕蔑地說，“我當然相信她。”
“索菲婭在露露這個年齡，就能彈這首曲子。”
“可露露和索菲婭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傑德指出。
“噢，不，不是在這件事上。”我轉了轉眼珠盯着他。“每個人都以他們獨特的方式成爲獨特的人，”我以嘲諷的口吻模仿說，“即便是失敗者也以他們獨特的方式成爲獨特的失敗者。好吧，不用擔憂，這事兒一點兒都不用你插手。我寧願一竿子插到底，我樂意做那個被孩子憎恨的惡人。你爲她們攤薄餅、帶她們去玩美國佬的遊戲，你可以成爲那個被她們崇拜的大善人！”
我捲起袖子回到露露身邊，用盡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種“武器”和“詭計”。我們沒有吃晚飯，一直練到晚上。我沒有讓露露從琴凳上站起來，沒有喝水，甚至沒有去衛生間，我們的琴房儼然成爲一片沒有硝煙的戰場。我喊得嗓子嘶啞，口乾舌燥，露露的琴技不但沒有提高，甚至只是在倒退-終於，我快要挺不住了，信念的堡壘不再堅不可摧……
然而，就在那個搖搖欲墜的時刻，奇蹟發生了-露露的雙手開始“緊急集合”，左手和右手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出色地完成着各自不同的任務。
哈哈，事情原本就應該這樣！
露露在同一時間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在一旁屏住呼吸，她懷着忐忑的心情又試了一次。然後，她越彈越自信、越彈越快，並保持着她剛剛找到的節奏。一會兒，她開心地笑了：“媽媽，你看，這一點兒也不難！”她坐在鋼琴前，一遍又一遍地、興致勃勃地彈奏着那首可愛無比的“小白驢”。
那天夜裏睡覺的時候，她鑽到我的被窩裏。我們倆擠在一起相互依偎着、打鬧着。最後的勝利讓白天的不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幾個星期之後，露露在社區音樂學校的獨奏會上演奏了這首“小白驢”。一些家長跑過來對我說：“這首曲子簡直是爲露露寫的-聽起來是那麼生氣勃勃，其實露露就是那匹小白驢呀！”
這一回，就連傑德也心悅誠服，對我大加讚揚。
西方父母對孩子的自尊擔憂頗多，但是作爲父母，最不利於保護孩子自尊心的行爲，就是你眼看着他們在困難面前放棄努力而不作爲。此外，明明知道自己能行卻以爲自己不行，對構築自信心毫無幫助。
所有新近出版的書籍，都將亞洲母親描述成詭計多端、冷酷無情、超速運轉的人，她們對孩子真正的興趣漠不關心。另一方面，許多中國人又暗自確信，與放任孩子變壞卻心安理得的西方人相比，他們更關心自己的孩子，願意爲孩子作出更多的犧牲。我認爲如果這樣看待中西方的父母，這對雙方都是一種誤解。所有文明的、體面的父母，都願意做對孩子最有益的事情，而中國父母只是對怎樣做最有益的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西方父母竭力去尊重孩子的個性，鼓勵他們追求自己真正的激情，支持他們自我的選擇，給他們提供積極的肯定和成長的環境。而中國父母確信，保護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幫助他們爲未來作好準備，讓他們看到自己的能力，用實用的技術、工作的好習慣和內在的、沒人能夠帶走的自信來武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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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虎”運當頭
我在哈佛法學院成績優異，是因爲我近乎發瘋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發表在競爭激烈的《哈佛法律評論》上。正是在那兒，我撞見了我未來的丈夫傑德-我當時的責任編輯。
與那些接近30歲的亞裔美國女性一樣，我也曾經想過，要就母女關係這個主題，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爲梗概，創作一部貫穿幾代人的史詩般的小說。早在索菲婭出生之前，我在紐約爲一家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時，這個想法就已經萌發了。
感謝上帝，我是個被命運眷顧的寵兒。因爲時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決定，皆爲“歪打正着”。我在哈佛大學開始學習應用數學，是因爲我認爲這樣做會討好父母；而我後來放棄了它，卻是因爲我父親眼睜睜地看着我被一個數學難題折磨了整整一個寒假，他說我這樣下去會毀了自己的腦子，於是，把我從數字的遊戲中拯救出來。可是我又機械地轉向經濟學，以爲它大概比較像一門科學。我以“雙職工家庭的通勤模式”爲題撰寫了自己的畢業論文，其間的枯燥乏味使得我乾脆記不住我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我上哈佛法學院，主要是因爲我不想進醫學院。我在法學院成績優異，是因爲我近乎發瘋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發表在競爭激烈的《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LawReview）上。正是在那兒，我遇見了我未來的丈夫
傑德-我當時的責任編輯。總是擔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終生侍奉的天職，我並不像其他人那樣關心罪犯的權利，無論教授何時就此向我發問，我的腦子都像結了冰一樣僵硬。我不是一個天生好質疑、愛提問的人，我只想記下教授講述的一切內容，然後死記硬背。
畢業後我之所以到一家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是因爲這樣做無須費勁、順理成章。由於不喜歡替人打官司，我選擇了公司法律業務。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長與人打交道，瞭解客戶的需求，並把它們變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覺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裝在裝腔作勢。我通宵達旦地和投資銀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爲上億萬美元生意的細枝末節而心力交瘁、血脈賁張之時，我突然產生了一種難以剋制的衝動：只想調動我的五官做個對眼、鼓鼓腮幫子，再扮個鬼臉。
然而，傑德卻十分熱愛法律，這種差異真是讓我相形見絀。
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公司併購的熱潮風起雲涌，傑德醉心於爲法律事務所寫辯護狀、進行法律訴訟，並大獲成功。後來，他在美國檢察長辦公室工作，起訴幾個黑手黨成員，同樣是樂此不疲。他以極大的興趣就“隱私權”的主題撰寫了一篇文章，洋洋灑灑長達100頁，而他竟一氣呵成，並刊登在我們做學生時就曾合作過一把的《哈佛法律評論》（這本刊物幾乎清一色地只發表教授撰寫的文章）。
此後，耶魯法學院院長邀請傑德去任教，儘管我是那麼渴望像父親那樣在大學裏工作，可是這個令人羨慕的殊榮還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婭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魯法學院終身教授的職務，這是傑德夢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該院教職員工中唯一一位資歷最淺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樣盯着教授之職的才華橫溢的同僚們簇擁着。
我總以爲自己是那種點子多多、想象力豐富的人，可是在傑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們剛剛搬到紐黑文的時候，我正懷着索菲婭。傑德告訴幾位在法學院任職的朋友，說我也“很想在法學院做個教授”。但是，當他們談起我感興趣的法律問題時，我卻像箇中風病人一樣無法思考、難以開口，這令我感到萬分沮喪。我強迫自己加入對話，卻思維混亂、詞不達意、言不由衷。
正當我決定要寫一部史詩般的小說之時，不幸被傑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點兒沒笑出聲來的滑稽模樣好像在告訴我，我似乎不具備這樣的才華。此外，還有馬克辛·紅·金斯頓①、艾米·譚②和張戎③，已然以她們創作的《女戰士》（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喜福會》（TheJoyLuckClub）和《鴻》（Wild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開始，我備受打擊、怨氣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慮我攻讀法律學的專長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發展中國家的法律與種族的領域開闢屬於自己的天地。而種族問題，是我無論何時何地都百說不厭的話題。那時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發展，而這恰好是我的專長。
幸運之星似乎就在頭頂上閃亮。
索菲婭出生之後，我撰寫了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私有化、國有化和種族特色，並發表在《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LawReview）上。有這篇力作墊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關學校發出了法律教職的申請，並斗膽應耶魯法學院聘任委員會的邀請前往面試。
在耶魯大學看起來有幾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廳裏，我與聘任委員會的教授共進午餐、邊吃邊聊。令我大爲吃驚的是，兩位教授藉故提前離席，留下法學院院長在後面的兩個小時裏，與我就紐黑文市意大利風格的建築海闊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沒有得到耶魯全職的教師工作，這就是說，我把午餐面試搞砸了，被傑德所在的學校拒絕了。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動變得有點兒尷尬。
不過，這也讓我好好地輕鬆了一陣。索菲婭兩歲的時候，杜克大學法學院給我發來聘書，我大喜過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並搬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
8露露的樂器
露露對音樂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討厭訓練，練習時經常走神-不是議論窗外的鳥兒，就是……
達勒姆--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的同事們慷慨大方、和藹可親、聰明睿智，我在那兒結交了不少密友。生活中唯一的不爽就是，我的丈夫傑德依然在500英里之外的耶魯大學任教。不過，我們輪流往返於達勒姆和紐黑文之間，還是挺過了那段兩地分居的日子。
1999年，在索菲婭已經7歲、路易莎也滿4歲時，紐約大學法學院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時間是6個月。我不想離開達勒姆，但是紐約距離紐黑文可是近了不少。因此，我打點行裝去了曼哈頓。
那6個月的壓力可真大呀！
在法律教學的世界裏，“訪問”意味着加入教學的行列，真刀真槍地幹。差不多整整一個學期，你既要給那裏的每個人留下聰明能幹的好印象，又要面對幾乎被他們榨乾的現實。[例如：“本尼迪克特，我想直截了當地問問你，你與衆不同的新思維模式，是不是比你所預想的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在你撰寫的《法律與拉康①》（LawandLacan）一文的註釋81中，你陳述的觀點非常危險，我不能確信我是否被你說服了。你是否介意我把它拿到我任教的課堂上去討論？”]
在考慮讓索菲婭進哪所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發現曼哈頓果然“名不虛傳”。傑德和我被引進了三年級小學生的世界，我們發現那些小傢伙們在信託基金一套又一套培訓方案的鼓動下，要爲美國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前的標準考試SAT①作準備，這就像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孩子，卻硬要去追趕成年人的大步流星一樣滑稽。我們最終決定將索菲婭送到紐約第三公立學校去讀書，而且學校很近，就在我們租住公寓的街對面。而露露則要在經過一系列測驗後，去上學前班。
我非常希望露露能進一所教堂開辦的學前班。教堂很美，五顏六色的玻璃窗在陽光下閃耀着迷人的光彩。露露單獨進了測驗室。短短5分鐘，招生辦公室主管就領着露露走了出來。小測試一切正常，並沒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她只是想跟我確認一下，露露是不是不會數數。
“哦，天哪，她當然會數數！”我吃驚地解釋道，“請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把女兒拉到一旁。“露露！”我壓低嗓門，“你想幹嗎？這可不是在開玩笑呀！”
露露皺了皺眉，“我只在心裏數數。”她說。
“你不能只是心裏有'數'，你必須大聲地說出來，讓這位女士知道你能夠數數！她正在測試你吶。如果你不能數給她看，你就進不了這所學校！”
“我不想上這所學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認爲對孩子的賄賂、縱容會對他們的成長有任何好處。聯合國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通行的國際公約都嚴禁賄賂；而且，即便要行使賄賂，那也該是由孩子們來賄賂父母。但是在那會兒，我真是被逼無奈、鋌而走險了。
“露露，”我悄悄地說，“如果你好好數數，我就給你一個棒棒糖，還要帶你去逛書店。”
然後，我把露露拽了回來。“她現在準備好了。”我爽快地說。
這一次，招生辦主管允許我陪着露露走進測驗室。落座後，她把4塊石頭放到桌上，然後讓露露數一數。
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兒，然後說：“11、6、10、4。”
那一刻，我氣得渾身冰涼，真想拽着露露找個地縫鑽進去。可是招生辦主管卻異常平靜地加上另外4塊石頭，“現在是幾塊呀，露露，你能數出來嗎？”
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兒多看了一會兒，“6、4、1、3、0、12、2、8。”
我忍無可忍：“露露，停下來，別胡鬧了！”
“不，不……請等一下。”招生辦主管舉起雙手，一種饒有興致的表情浮現在她臉上。她轉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數數，對嗎？”
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媽媽已經失望至極），然後，輕輕地點了點頭。
“這裏的確有8塊石頭，”招生辦主管以隨和親切的口吻對露露說，“雖然你的回答與衆不同，但你是對的。你用自己的方式來回答，這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正好也是我們這所學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我發現這位女士喜歡露露，終於喘了口大氣。實際上，很多人都喜歡露露，被她那種從不逢迎討好的個性所吸引。“感謝上帝，我們生活在美國”，我暗自慶幸，因爲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國毫無疑問地得到肯定。
好玩的是，露露後來竟然愛上了她的新學校，而索菲婭的校園生活卻並不那麼愜意，她在學校裏總是有那麼一點點靦腆。在家長會上，索菲婭的老師告訴我們，她從來沒有教過像索菲婭這麼優秀的學生，但同時也對索菲婭的社交感到擔心，因爲她在午餐和課間休息時間總是獨來獨往，還經常抱着一本書兀自在校園裏漫步、閒逛。傑德和我對此萬分驚訝，可是當我們追問索菲婭“在學校過得怎樣”時，她的回答總是-“不錯，挺好玩兒的。”
那個待在紐約的學期真是漫長而難熬。我甚至試圖接受紐約大學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並沒有像我們所預料的那樣往前邁進。我就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與民族，發表了一篇法律評述的文章。由於該文在決策圈反響熱烈，耶魯法學院終於向我敞開了久違的大門，聘請我擔任終身教授。7年後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經歷午餐面試，我接受了這個職位，欣喜中夾雜着一絲自嘲的苦澀。我們家的遊牧生活終於結束了--傑德不用再在兩個城市間長途跋涉、疲於奔命，索菲婭和露露也在紐黑文上了小學。
那時候，露露也開始跟着索菲婭在社區音樂學校的鋼琴老師米歇爾練習彈琴。而我，則一頭扎進了某種兩副重擔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點就得起牀，用半天時間寫作，像耶魯的法律教授那樣做事做人。然後飛奔回家，完成照顧兩個女兒的“家庭作業”，而在管教難纏的露露時，總少不了相互的威脅、要挾和“勒索”。
事實證明，露露是一個天生的音樂家，對音樂有着幾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討厭訓練，練習時經常走神-不是議論窗外的鳥兒，就是關注我臉上的斑點。儘管如此，通過鈴木鋼琴教材的學習，她還是進步得飛快。在音樂演奏會上，她從來不像姐姐那樣表現得無可挑剔，但是，對在技術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會以突出的風格和個性來彌補。
在那段時間裏，我想到露露應該開始學習新的樂器。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長大了，他們以“過來人”的口吻告誡我，在音樂方面，兩個女兒最好有各自不同的興趣，這樣可以將姐妹間的競爭降至最低。這個建議給了我很大的啓發，因爲索菲婭的鋼琴當時已彈得相當不錯，在當地頻頻獲獎、小有名氣，並經常應邀前往學校、教堂和社區組織進行演奏。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臺下，感受人們讚美姐姐的撲面熱浪。
那麼，什麼樣的新樂器適合露露呢？
我的公公、婆婆，這一對自由的猶太知識分子對此有着鮮明的傾向。他們深知露露桀驁不馴的性格，也領教過小孫女在練習鋼琴時的高聲尖叫，他們力勸我選個容易一點兒的樂器，放孫女一馬。
“選擇豎笛怎麼樣？”岳父賽（Sy）建議說。賽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來頗像希臘神話中的衆神之王-威風凜凜的宙斯。他曾經在華盛頓特區從事了多年心理學臨牀治療工作，有着豐富的實踐經驗。他渾身上下充滿音樂細胞，還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實上，傑德的妹妹也擁有美妙圓潤的嗓音。看起來，索菲婭和露露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樂基因。
“學豎笛？”我婆婆弗洛倫斯聽了賽的提議，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多麼無聊乏味呀！”她說。
弗洛倫斯是一位藝術評論家，住在紐約城裏。最近，她剛剛出版了在業內頗具爭議的現代藝術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傳記。格林伯格及時地發現了傑克遜·波洛克①和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弗洛倫斯和賽已經離婚20多年了，無論賽發表什麼意見，她總是會大唱反調。“何不學點兒更讓人興奮的樂器，比如加麥蘭①？或敲擊的鑼鼓？”
弗洛倫斯是一位十分優雅的女人，喜歡冒險、四海爲家。許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亞之旅。在那兒，她被爪哇人的加麥蘭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樂手組成的小型樂團，盤腿坐在地板上，擺弄像平鑼（kempul，一組由不同音調組成的掛鑼）、銅片琴（saron，一種很大的金屬木琴）或者銅鼓（bonang，用鼓槌敲擊、聽起來像編鐘的雙排銅鼓）這樣的敲擊樂器。
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樣，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布西②對加麥蘭敲擊樂也有着同樣的好感，並認爲加麥蘭體現了一種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寫給朋友的信中稱加麥蘭音樂“能夠表達每一種晦澀的含義，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陰鬱的色調”。後來，他還發表了一篇文章，將爪哇人描述爲“奇妙的人種”，稱他們“掌握音樂的技巧就像學會呼吸一樣自然、輕鬆。律動的海浪、穿過樹葉的輕風，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來自大自然的呢喃，組成了爪哇人學習音樂的天堂；他們用心去傾聽，沒有參考過任何一篇難以自圓其說的學術論文”。
在我看來，那時候的德布西正在經歷一個迷戀異國風情的人生階段。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他的法國同伴亨利·盧梭和保羅·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亞土着一直是他們畫布上的主角。而在現代的加利福尼亞，我們還能找到這種不肯謝世的遺風：身患黃熱病的男人只與亞洲女人約會，有時甚至一連與十幾個性夥伴發生關係，而不管她是亞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醜陋。可能正因爲這個駭人的記錄，我是傑德約會的第一位亞洲女性。
或許，我之所以無法欣賞1992年我們遊覽印度尼西亞時聽到的加麥蘭音樂，是因爲我對困難與成就的內在關係近乎盲目的崇拜。
不知道我曾經對露露高聲嚷嚷過多少次：“人世間所有意義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滿了艱辛！你知道，爲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魯大學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過了多少崎嶇不平的路？”而加麥蘭音樂之所以迷人，是因爲它如此簡潔、古樸，無雕琢、多重複。相反，德布西創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卻反映了複雜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構思，以及在意識上對和諧的刻意追求。當然，也反映了加麥蘭音樂對作曲家的影響，這種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現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裏。這就像輝煌的凡爾賽宮和清新的鄉間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
我曾經吹過豎笛，可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讓露露去敲鑼打鼓！我的直覺與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堅信，要擺脫姐姐大獲成功的“陰影”，露露只能去練習更爲困難、技藝更加精湛的樂器。
這樣的樂器，非小提琴莫屬！
沒有徵求露露的意見，拋開身邊所有人的建議、忠告，從那天起，我作出了這個鐵板上釘釘的決定。
9小提琴
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裏，就顯示出它與露露似乎有着八輩子的緣分。然而，督促她練琴卻常常令我們母女倆像叢林中的老虎和野豬般“血戰一場”。
在公開場合拿自己的孩子與他人的孩子作比較，這恐怕是許多中國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
小時候我對此渾然不覺，因爲在這種比較中我總是把別人比下去的一方。只有長大後，我才意識到公開比較的弊端。在我父親看來，我們家的“龍夫人”--我的祖母過着優裕的生活。她對我異乎尋常的寵愛，大大超過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會上，她會指着某個兄弟姐妹，說：“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們美兒，鼻樑又高又挺，美兒纔像我們蔡家的後代。你呀，一定是繼承了你媽那一族血脈，長得像只猴子。”
不可否認，我祖母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許多中國人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樣的事情。
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藥店，店主告訴我，他有兩個孩子--6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我女兒，”他說，“她可聰明瞭，唯一的麻煩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兒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兒那麼機靈。”
還有一次，在網球比賽的觀衆席上，我的朋友凱瑟琳與一位來看女兒比賽的中國母親閒聊起來。這位中國母親告訴凱瑟琳，她女兒是布朗大學的學生，她就要輸掉這場比賽了。“我這個閨女柔弱無能，”她說，並搖了搖頭，“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學，比她可強多了。”
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愛百害而無一利，但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還是想強調兩點。
首先，在任何一種文化裏，我們都能找到父母對孩子的偏愛。在舊約聖經第一卷《創世記》（Genesis）裏，亞伯拉罕之子以撒（Isaac）偏愛兒子以掃（Esau），而利百加（Rebekah）則更喜歡雅各布（Jacob）。①格林兄弟的童話故事中也有三個兄弟，他們從來就不曾被父母平等對待過。相反，並不是所有的中國父母都是偏心眼。在《中國五兄弟》（TheFiveChineseBrothers）②中，我們看不出中國媽媽更偏愛一口氣喝乾海水的兒子，還是更青睞脖子堅硬似鐵的兒子。
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對孩子的所有比較都是有害的。傑德一直在批評我對索菲婭和露露的比較。不錯，我是對露露說過--“我讓索菲婭做什麼事，她立刻就答應了，這就是她爲什麼會進步神速的原因。”西方人會誤讀我的本意--其實我並沒有偏愛索菲婭，恰恰相反，我表達的是對露露的信心。我相信，她能做索菲婭能做的任何事情，而露露自身的強勢也足以保證她能應對我指出的事實。我也知道，露露總是在心裏和姐姐進行比較的。這也是我有時對露露特別嚴厲的原因，我不想讓她沉溺於自己內心的疑慮中。
正因爲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課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見自己的新老師之前，我對她說：“露露，你已經6歲了。索菲婭在7歲半的時候，就贏得了音樂學校表演獎，我認爲你的獲獎時間甚至會更早。”
露露的反應十分惡劣：“我討厭比賽，也不想去學什麼小提琴！”她乾脆拒絕去上小提琴課。我威脅說要打她的小屁股，而且不許吃晚飯（在那個時候，這一招還算管用）。好一通威逼哄騙，終於把露露帶到了社區音樂學校。在那裏，露露的鈴木小提琴老師卡爾·舒加特接待了我們。
50歲的舒加特先生有一頭稀疏的金髮和學生般的臉龐。他是那種特別善於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和家長在一起，則顯出幾分冷淡和尷尬，而且很少直視我們的眼睛。他是個與孩子相處的天才，孩子們令他釋放出輕鬆、詼諧、靈感和快樂。他就像社區音樂學校的“花衣吹笛人”①，後面緊緊地跟着30來個學練小提琴的孩子，露露也在其中。
舒加特先生教學的祕密武器，是他將拉小提琴的每一個技巧，都轉變成孩子們能夠理解的生動故事或大膽想象。他沒有直接講授連音、斷音、漸快等音樂術語，而是談到輕輕地撫摸喵喵叫的貓咪、如軍隊般列隊行進的螞蟻，以及騎獨輪車的老鼠骨碌碌滾下山坡……
他教露露理解德沃夏克①著名的幽默曲第7號的方式，也着實令我驚歎不已。這首幽默曲有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不管你來自世界的什麼地方，即便你從來就沒有聆聽過這首曲子，當音樂響起的時候，你也會隨之低聲吟唱。這首樂曲還有着過於多愁善感的第二主題曲，意在將悲喜交加的、誇張的感傷雜陳其間。那麼現在，該怎樣將如此複雜的含義告訴一個年僅6歲的孩子呢？
舒加特先生告訴露露，第二主題曲是悲哀的，但還不像有什麼人就要離開我們那麼令人哀慟。而接下來他讓露露想象：如果她每天自己整理牀鋪並堅持一週，媽媽就答應給她買一個雙球的冰激凌卷。露露真的這樣做了，但是到了週末，媽媽卻說話不算話。這還不算，她竟然給什麼都沒幹的姐姐買了冰激凌卷。老師的這番話果真引起了露露的共鳴，她拉的幽默曲充滿酸楚，好像這首曲子就是爲她而寫的。直到今天，當我聽到這首幽默曲（你可以在網上的Youtube觀看伊扎克·帕爾曼②和馬友友的演奏）時，耳邊就彷彿響起由舒加特先生填詞的曲子：
“我想……要我的冰激凌，喔，把我的冰激凌給我，你答應給我的冰激凌到底在……在……哪裏……”
有意思的是，雖然是我拿主意爲露露選擇了小提琴，但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裏，就顯示出它與露露似乎有着八輩子的緣分。在她剛剛開始練習的時候，人們就不斷地爲她撥動琴絃、拉動琴弓的自然、流暢和靈活而震驚，爲她似乎真的理解和感知了自己演奏的音樂而感嘆。
在舒加特先生爲學生組織的獨奏會上，露露經常閃亮登場，一展“小荷尖尖角”。其他孩子的父母會羨慕地問我，“你們是不是音樂世家呀？”“打算培養露露成爲技藝精湛的小提琴家嗎？”可他們哪裏知道，爲了讓露露回家後完成練習任務，我們母女倆會像叢林中的野獸般“血戰一場”-那是老虎Vs.野豬之戰，她越是反抗，我越是強硬。
每個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整個上午，我們都待在社區音樂學校，緊張得就像你在20種樂器的伴奏聲中全力以赴。露露不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課，還要在課後和老師一起直奔另一個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鋼琴合班講授的鈴木教學課。（露露在每個星期五的鋼琴課我們也從不缺席。）
回家以後，儘管上午三四個小時的課程已讓我們筋疲力盡，我還是常常想方設法地給露露增加課後練習-絕不會讓她無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個星期的課！
到了晚上，疲勞的露露已進入夢鄉，我還會在燈下閱讀有關小提琴的專業文章，聽艾薩克·斯特恩①、伊扎克·帕爾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島莉的CD，努力地去體會他們精湛的技藝，捕捉那些在琴絃中躍動的音符和那些抑揚頓挫的小精靈。
我承認，這樣的日程表的確過於緊張，但我總感覺在與時間賽跑。要知道，中國的孩子每天要練琴10個小時。薩拉·張在紐約交響樂團爲祖賓·梅塔試音時年僅8歲。每一年，一些7歲的孩子都會在拉脫維亞或克羅地亞脫穎而出，以演奏高難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而將國際競賽的獎盃攬入懷中。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樣的領獎臺上。說實話，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此外，在教育和培養孩子方面，我在家裏並不佔優勢。因爲，我有一位美國丈夫，他認爲孩子的童年應該擁抱歡樂。傑德經常喜歡和孩子們一起下棋或打迷你高爾夫球；最過分的是，駕車帶着兩個丫頭大老遠地跑到水上公園去玩危險的水上滑道。而我最喜歡的活動，是讀書給孩子們聽。每天晚上，我們一家四口都會坐在一起讀書，那是每個人都感到開心的愜意時光。
拉小提琴真的很難，在我看來，它比彈鋼琴難多了。
首先，你得保持負重的狀態，而鋼琴就沒有這樣的要求。與人們的理解和想象完全不同，小提琴並不是依靠左臂來握持的。著名的小提琴教師卡爾·弗萊什在他撰寫的《小提琴演奏的藝術》（TheArtofViolinPlaying）一書中指出，小提琴是“放在鎖骨上”，並“始終由左下顎來固定的”。這樣，才能保證左手自由、靈活地移動。
假如你認爲用鎖骨和左下顎來夾住什麼東西一定會很不舒服，那你就說對了。將一塊木製的腮托和金屬的夾具嵌入脖肩之間，大多數小提琴藝術家和小提琴演奏者，都會在下巴處形成一片粗糙、經常疼痛的紅色斑塊，他們甚至將這塊“小提琴壓痕”看做榮譽的徽章呢！
其次是“音調”，即你用什麼調子來演奏。這是我認爲拉小提琴比彈鋼琴要難得多的另一個原因。彈鋼琴時，你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鍵，就知道你選擇的是哪一個音符。而拉小提琴時，你必須把你的手指頭準確無誤地以準確的接觸部位放到那個準確的“點”上，否則，僅僅一個毫米的誤差，你拉的曲子就會“跑調”。雖然小提琴只有4根琴絃，但它可以由半音增量而產生53個不同的音符；點按不同的琴絃、利用不同的運弓技巧，可以演繹五彩斑斕、變幻無窮的音調。所以人們常說，小提琴能捕捉人類的每一種情感，它是最接近人類聲音的一種樂器。
彈鋼琴和拉小提琴有一點是相通的（許多運動項目也是這樣），那就是：只有徹底地放鬆自己，你才能表現完美。在網球場上，如果你不能保持手臂的放鬆，就無法大力扣殺；在棒球比賽中，如果你手臂僵硬，就無法擲出又快又狠的“好球”；拉小提琴時，如果你握弓太緊，或把太大的壓力放在琴絃上，就只會產生很大的噪音，而無法拉出優美的琴聲。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個布娃娃，”舒加特先生會這樣啓發露露，“軟軟的，鬆鬆的，什麼事都不必在意。你的手臂是如此的放鬆，你只感覺到它自己的重量……把一切都交給地心引力……不錯，露露，嗯，很好！”
“放鬆！”我也在家裏大聲地提醒露露，“注意舒加特先生所說的'布娃娃'！”我總是儘自己的最大努力來強調舒加特先生的教學要點，但在露露這兒，事情可沒那麼簡單，我的話常常令她緊張、急躁。
有一次，練習已進行到一半，她突然暴怒地大喊：“別說了，媽媽，你別說了！”
“露露，我什麼也沒有說，我一個字也沒有說啊！”我強調說。
“你在心裏不停地說，”露露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什麼也沒有想！”我假裝憤憤不平地說。實際上，露露說得沒錯，我一直在琢磨露露拉琴時右肘擡得太高，用力不對，她需要養成更好的表達音樂的習慣。
“別再胡思亂想！”露露命令道，“我不練了，除非你不再瞎琢磨！”
露露常常試圖激怒我，挑起我們之間的爭吵是她爭取停止練習的“陰謀詭計”。可這一次，我沒有上當。“那好，”我冷靜地說，“那你想讓我怎麼做？”有時候，把控制權交給露露，會化解她的小脾氣。
露露想了想說：“捏住你的鼻子5秒鐘。”
不錯，是個美妙的暫停。我照做了，練習繼續進行。那是我們倆都很快活的一天。
露露和我有着既難以調和又無法割捨的關係。當孩子們很小的時候，我就在電腦上建了一個文檔，用以逐字地、隨時地記錄我們之間值得關注的交流情況。在露露7歲時，我們之間有一段對話被記錄在案：
美兒：露露，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友好相處。
露露：是呀-一種怪異的方式、恐怖的方式。
美兒：！！（呈愕然狀。）
露露：開個玩笑嘛！（給了媽媽一個擁抱。）
美兒：我要把你說的寫下來。
露露：別，別寫！聽起來太過分了！
美兒：我要把這個擁抱也加在旁邊。
我對孩子比較極端的教養方式有一個可愛的副產品，那就是索菲婭和露露的關係非常親近：因爲她們得團結起來，手挽手地對抗專橫而狂熱的媽媽。
“她真是神經錯亂！”我聽到她們一邊竊竊私語，一邊偷着樂。但是我一點兒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樣脆弱。我常常對女孩們說：“我的目標，是做一個爲你們的未來着想的媽媽，不是要討你們的喜歡。”
有一年春天，社區音樂學校的校長邀請索菲婭和露露兩姐妹在一次特別的慶典中登臺表演，這次活動是爲了慶祝女高音歌手傑西·諾曼因在
威爾第作曲的著名歌劇《阿依達》（Aida）中的精彩表演贏得格萊美獎而舉辦的。湊巧的是，我父親特別喜歡歌劇《阿依達》，而傑德和我，正是踏着《阿依達》的“凱旋進行曲”走進了婚姻的神聖殿堂。於是，我邀請了我的父母從加利福尼亞趕來觀看孫女的演出。
穿上合體的長裙，兩個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鋼琴一塊兒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調奏鳴曲。在我看來，這首曲子要表達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們的年齡-音樂在小提琴和鋼琴來來回回的變換中顯得不是那麼默契，聽着很像兩種樂器間的竊竊私語。但是似乎沒人在意這個美中不足，兩個女孩的表演大獲成功。
後來，傑西·諾曼對我說：“你的女兒真是一對天才-你太幸運了！”
幸運的我深知，這是經歷了無數場戰鬥才贏得的結果。
硝煙散去，我體驗到了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時光。
10泡泡和牙印
我目不轉睛地看着索菲婭在臺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來是那麼瘦弱，但卻在龐大的鋼琴前奮力地表現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痛……
中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比較超脫，而西方父母則難以做到這一點。
小時候，有一次（或許不止一次），我對母親非常不尊重，父親憤怒地用我們家鄉的閩南話斥責我，說我是“垃圾”。這句話說得很重，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深感羞恥，但這並沒有打擊我的自尊或任何其他的自我認知，我不會真的認爲我就像一堆垃圾那樣一文不值。
作爲成年人，當索菲婭的行爲對我構成極大的不恭時，我也曾經用英語對她說過同樣的話--你，像堆垃圾！而且是在一次和朋友聚會的晚餐上。記得當時的我立刻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斥，一位叫馬西的客人爲此深感不安，她甚至流下了眼淚，早早地離席而去。我的朋友，女主人蘇珊極力挽留我繼續和客人們待在一起。
“喔，親愛的--這只是個誤會，美兒只是在進行比喻，對吧，美兒？你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說索菲婭是垃圾。”
“不錯，是這樣，我說了，但是這句話是有文化背景的。”我想作點解釋，“這是中國移民的事情。”
“可你並不是一箇中國移民。”有人指出我其實是出生在美國這個事實。
“說到點子上了，”我承認，“所以我這麼說對索菲婭不起作用，也就不足爲奇了。”
我當時是在極力息事寧人，而我清楚，這句話其實讓索菲婭頗爲震動。
在教育孩子方面，中國父母可以做出西方父母似乎難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法律上採取行動。中國媽媽可以直截了當地對女兒說，“嗨，小胖子--減減體重吧！”相反，西方父母只能小心翼翼地圍繞這個同樣的話題，可能從“健康”入手“旁敲側擊”，絕不會提到半個“胖”字。而他們的孩子最後依然會陷入飲食混亂的反覆調理和負面的自我形象中難以自拔。（我也曾經聽一位父親用“美麗而難以置信的能力”來盛讚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可這個女兒後來告訴我，在她看來，這些話空洞乾癟得如同垃圾。）
中國父母會要求孩子照着自己說的話去做，而西方父母只會要求孩子儘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中國父母可以說“大懶蟲，所有的同學都比你棒”，而西方父母會在自己內心的矛盾衝突中痛苦地掙扎，極力去挖掘孩子的點滴成就，努力說服自己不要爲孩子眼前的失利而失望。
中國父母爲什麼能夠對自己直言不諱的行爲感到心安理得，對此，我思考了很久、很多。我認爲中國父母與西方父母在心態上有三個顯着的不同。
第一，我注意到西方父母非常在意他們孩子的自尊。假如孩子做某事失敗了，他們非常擔憂孩子的自我感受，會不斷地安慰孩子，啓發他們肯定自己的長處，即使他們在考試或表演中表現平平。這就是說，西方父母特別在意孩子的心理感受；中國父母則不同，他們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們沒有那麼脆弱。
對待孩子自尊心的不同態度，導致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爲上出現了差異。
例如，一個孩子帶着在考試中得到的“A-”回到家裏，西方父母很可能爲此讚美孩子，而中國媽媽的臉上會現出恐怖的驚訝：“這是怎麼回事？”如果孩子在考試中得了“B”，一些西方父母仍然會表揚孩子，另一些西方父母則會和孩子面對面地坐下來表達他們的不滿，但他們不會讓孩子感覺到自己的不足或不安全，也絕對不使用“愚蠢”、“無用”或“丟臉”這樣的詞彙。
可在我看來，西方父母的做法也可能失當。孩子爲什麼沒有考好，是在某個科目上能力有問題，還是課程的安排或整個學校有什麼問題，這些因素都應該被考慮到。假如孩子的成績總是得不到提高，父母還可以約見校長，質疑某個科目的教學方法或教師的資質問題。
孩子要是在考試中得到“B”（恐怕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華裔家庭的概率較小），中國父母立刻就會大發雷霆。爲此震驚不已的中國媽媽會讓孩子練習十多道甚至上百道測驗題，直到孩子在考試中重新得到“A”。
中國父母要求孩子的考試成績門門優秀，是因爲他們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做到。如果孩子沒有取得最優異的成績，那麼，一定是孩子不夠用功。這也是中國父母爲什麼總是對孩子們不合格的表現會進行嚴厲指責、懲罰，讓孩子感到羞恥的原因。
中國父母還認爲他們的孩子有足夠的堅強，來承擔蒙受的恥辱並拿出實際行動重新改進。事實上，當中國孩子在行動上爭取優秀時，有許多西方父母卻正在家裏濫用令孩子自我膨脹的表揚。
第二，中國父母認爲孩子就是他們的一切。其原因似乎不那麼一目瞭然，但這或許是源於孔夫子的孝道和中國父母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爲孩子的確付出了太多。中國媽媽親自參與教學，投入大量的時間，充當家庭教師、教練，監督和教導孩子的一言一行--這就是他們與孩子相處的真實畫面。而中國孩子聽從父母的管教，努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成爲令父母驕傲的後代，就是對父母最好的理解和報答。
相反，我不認爲西方人對孩子與父母這種永久性的知恩圖報會有相同的看法。實際上，傑德對此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觀點。他曾經對我說：“孩子無法選擇他們的父母，甚至也無法選擇自己是否要來到這個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強加給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責任撫養孩子，而孩子對父母沒有任何的虧欠，他們的責任是撫養他們自己的孩子。”
這個說法讓我對西方父母與孩子的可怕關係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
第三，中國父母認爲自己知道怎樣做對孩子最好，因此，他們會管理孩子所有的慾望和愛好。這也是中國孩子不能參加在外過夜的野營和中國的女孩在高中沒有男朋友的原因。同樣，也沒有中國孩子敢對父母說：“我在學校的演出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我是第6號營地的成員；每天下午3點至7點，我得在放學後留下來參加排練；每個週末我都需要用車。”
哦，天哪，中國孩子怎麼能夠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
別誤解我的意思：這不是中國父母不關心自己的孩子，恰恰相反，他們爲了孩子可以放棄自己的一切！這只是一種迥然不同的養育模式。我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種方式，我也知道不少其他國家的父母--通常來自韓國、印度，或巴基斯坦，他們與中國父母有着非常相似的心態。因此，這些想法也許帶着移民的特徵，或者是某些移民和某種文化相結合的特徵。
傑德提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而他的父母都不是移民。賽和弗洛倫斯出身於賓夕法尼亞州靠近斯克蘭頓市的嚴格的東正教猶太家庭，並在那裏長大成人。他們倆都幼年喪母，度過了壓抑的、不愉快的童年。他們結婚後，儘可能快地離開了賓夕法尼亞州，最終定居住在華盛頓特區，傑德和哥哥、姐姐都在那裏長大。作爲他們的父母，賽和弗洛倫斯決定要把自己童年時被剝奪的空間和自由交給孩子，他們相信個人的選擇和獨立的價值，提倡發展創造性才能、敢於質疑權威。
我的父母和傑德的父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傑德的父母把兒子看做有頭腦的人類的一員，將去不去上小提琴課的選擇權交給了他（結果兒子就輕輕鬆鬆地放棄了，而現在卻爲此感到後悔）。我的父母沒給我任何的選擇，也從未就任何事情來詢問我的看法。每年的整個夏季，傑德的父母都讓他和兄弟姐妹們到一個被稱爲水晶湖的田園詩般的地方，去盡情地尋歡作樂；傑德說，那是他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光，我們也要儘可能地帶索菲婭和露露去水晶湖度假。而我，總是帶着電腦前往那裏，因此我似乎討厭夏天。（比我小7歲、與我性情相投的妹妹美文也是一樣。這位計算機編程的高手，一邊閱讀語法書，一邊用圖表來進行句法分析，並以此來消磨時間。）
傑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藝術品位，並愛好藝術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藝術的。傑德的父母爲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經費，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爲我們工作前的一切付費，他們渴望在老年的時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熱愛。傑德的父母卻從來沒有這樣的奢望。
傑德的父母通常會離開孩子出門去度假，他們和朋友到過一些危險的地方。在危地馬拉，他們差點兒被人綁架；在津巴布韋，他們參加狩獵遠征；在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他們聽到了天籟般的加麥蘭音樂。
我的父母從不會丟下4個孩子去度假，這意味着我們這一大家子出門旅行時，不得不在相當便宜的汽車旅館過夜。此外，在發展中國家長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費，我的父母也不會去危地馬拉、津巴布韋或婆羅浮屠；而會帶我們去歐洲，那兒是有政府管理的、適合旅遊的地方。
儘管我和傑德沒有對養育孩子的問題進行明確、透徹的討論，但我們基本上認爲，要在我們家採用中國式的培養模式。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首先，像許多母親一樣，我承擔了大部分的撫養工作，因此，我的養育方式應該被優先考慮。雖然傑德和我在耶魯法學院有着同樣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裏，我還是那個盯着女孩們做家庭作業、學說普通話、練習鋼琴和小提琴的人。
其次，完全撇開我教育孩子的觀點，傑德依然傾向於嚴格的培養方法。他經常批評那些在家裏從來不對孩子說“No”的父母（其實更糟糕的是，說完“No”但從不執行）。而傑德善於對女孩們說“No”，但不擅長爲她們提供一個積極的方案。他從不會強迫孩子做什麼事情，就像不會強迫孩子練習鋼琴和小提琴一樣。他沒有絕對的自信，來爲孩子們作出正確的選擇。而我，正好彌補了他的缺憾。
在用中國模式培養孩子的過程中，也許最重要的經驗是萬事開頭難，那時我們也經歷了爭吵不斷的困擾。其他的父母不斷地追問我們培養孩子的祕訣，因爲索菲婭和露露的舉手投足，就像是孩子們成長的模特。她們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彬彬有禮、可愛風趣、助人爲樂，而且口才出衆；她們在學校裏是成績全優的學生，索菲婭在數學方面領先於她所在班級的同學兩個學年；她們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所有的人都爲她們演奏古典音樂的高超技藝驚歎不已。
簡而言之，她們其實就像是中國的孩子。不過，還是有一些不同。
1999年，我們帶着孩子們第一次去中國旅行。索菲婭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頭髮、褐色的眼睛和亞洲人的長相特徵；她們倆都說中國話。索菲婭能吃各種各樣的動物內臟和肉類食物--鴨蹼、豬耳朵、海蔘，這是另一個辨別中國人的關鍵特徵。
在中國，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包括國際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兒都會吸引當地人的目光。他們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劃着，稱她們是“兩個會說中國話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貓飼養中心，我們看到了大塊頭的新生的熊貓寶寶，它們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蟲般侷促不安地蠕動着，聽說很難養活。當索菲婭和露露在給熊貓寶寶拍照時，那些中國的旅行者也在給她們姐倆拍照哩！
回到紐黑文的幾個月後，我與人聊天，不經意間在言語中提到索菲婭是中國人。此時她打斷我說：“媽媽，我不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不是的，媽媽，你是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在中國，沒有人認爲我是中國人。在美國，也沒有人把我看做中國人。”
這個說法讓我頗爲不爽，我只是一個勁兒地說：“這麼說，他們都錯了，你就是中國人！”
2003年，10歲的索菲婭在紐黑文鋼琴協奏曲大賽上獲獎，並作爲鋼琴獨奏選手獲得了在耶魯大學的巴特爾禮堂與紐黑文青年管絃樂隊同臺演出的殊榮。
她迎來了人生中第一個音樂的盛大節日，我爲此欣喜若狂。
我在地方報紙發表了介紹索菲婭的文章，並附上了照片；我邀請了100多人前來欣賞音樂會，並計劃在會後舉辦一個大型聚會；我爲索菲婭置辦了閃亮的行頭，買了第一件長裙曳地的漂亮禮服和嶄新的皮鞋。4位長輩--爺爺、奶奶，姥爺、姥姥都來了。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親在廚房裏做了上百個中國的珍珠丸子（豬肉餡兒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傑德的媽媽弗洛倫斯烹飪了10磅漬鮭魚片（用鹽、黑胡椒、小茴香、酒等醃製而成）。
與此同時，我們緊鑼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練，累得幾乎筋疲力盡。索菲婭要在演出中彈奏莫扎特的鋼琴迴旋曲，管絃樂隊則是D大調，那是作曲家創作的最令人振奮的樂曲之一。
在業界，莫扎特樂曲的高難度是衆所周知的。他的音樂可以說是五光十色、燦爛炫目，既讓人激情澎湃，又給人輕盈愉悅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動了衆多的音樂家。業界也流傳着“只有年輕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詮釋莫扎特”的說法。因爲年輕人是一張白紙，無所顧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給人留下什麼印象，因而能夠更自由地發揮。索菲婭彈奏的迴旋曲是莫扎特的經典之作。索菲婭的鋼琴老師米歇爾告訴她：“你在表現滑音（runs）和顫音（trills）時，想想香檳酒或意大利汽水，在開啓瓶蓋的那一剎那，無數的泡泡都爭先恐後地冒出來……”
索菲婭是個優秀的學生，能面對任何挑戰。她還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快手，以閃電般敏捷的指法，掠過一個又一個新的曲子。而最讓我開心的是，她聽我的。
在那個特別的時段，我成了組織預演的首席指揮官。我把莫扎特的迴旋曲拆分開來，有時根據分段，有時根據練習中的主要目標。我們會花一個小時，只注意發音（清晰、準確的音調）；然後，在下一個小時，聚焦於節拍（與節拍器的協調配合）；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主攻彈奏力度的變化（大聲、柔和、漸強、漸弱）；最後一個小時，再主要解決樂句的問題，以塑造音樂的旋律。
我們每天都練習到很晚，堅持了好幾個星期。可憐的索菲婭眼裏充滿了淚水，我嘴裏雖然沒有嚴厲的話語，但臉上的表情卻顯示出更加的堅定。
演出的日子終於臨近，我忽然感覺渾身癱軟。看來，我永遠也做不了一個真正的演員，而索菲婭則顯得異常興奮。在巴特爾禮堂，當她款款地走上舞臺，向觀衆優雅地彎腰鞠躬，她的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我知道，她現在是多麼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裝飾的宏偉大廳，我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在臺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來是那麼瘦弱，但卻在龐大的鋼琴前奮力地表現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痛……
演出結束後，朋友們和陌生的觀衆都涌上前來向傑德和我祝賀。
“索菲婭的演奏太精彩了！”他們說，“她彈得如此美妙、如此優雅，真讓人難以置信。”
“索菲婭顯然是一個莫扎特音樂人。”笑容滿面的米歇爾老師告訴我們，稱她還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能將回旋曲彈得如此清風撲面、繁星閃爍。
“看起來，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樂裏了。”社區音樂學校校長拉里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從音樂裏找不到樂趣，就不會表現出音樂的美妙。”
拉里的評論讓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個意外的故事。
那時索菲婭纔剛剛開始學彈鋼琴，而我已經給了她很大的壓力。一天，傑德在鋼琴中央C①的木質部分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印記。當他問索菲婭“這是怎麼回事”時，索菲婭的眼裏滑過一絲內疚，“你說什麼？”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問。
傑德俯下身子，仔細地檢查那些印記。“索菲婭，”他慢悠悠地說，“這些印記是不是你的牙印？”
真相不幸大白。
一番詢問之後，那時大概才6歲的索菲婭承認，她常常啃咬鋼琴。傑德告訴她，鋼琴是我們家最貴重的物件，索菲婭答應以後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爲什麼拉里的評論會把我帶回這個有趣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