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的家長可能會教訓孩子千萬不要打架，打架是不好的，但是日本的家長卻是會教孩子如何打架，一起來看看日本人是如何教孩子打架的!
朋友送我一張 DVD，是關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約瑟夫·託賓的一個研究項目的，叫作“三種文化中的幼兒園”。
“你應該看看。”她對我說。
1985年，託賓和另外兩位教授 —大衛·吳和丹娜·戴維森用攝像機記錄了日本京都、中國昆明和美國夏威夷火奴魯魯的 3個幼兒園的一日生活。他們冷靜地觀察和記錄了 3個幼兒園裏孩子們到校的情況、幼兒園的設施、日程及活動。然後研究者將這些錄像給 3個國家的教育者看，記錄下了他們的反應。在位於美國坦佩的辦公室裏，託賓熱情地解釋了這個有意思的項目的動機和收穫。
“幼兒園不單是孩子們長大和學習的地方，而且是孩子們成長和學會如何融入某種文化的地方，”託賓說，“他們的目標是培養將來的成功者。這個項目的研究目標是比較和探討學校是如何執行並影響養育兒童的理論，同時又是如何影響廣義的社會生活的。我很高興有機會了解不同的學校，目睹不同的生活規範和孩子們的遊戲：日本幼兒園的摺紙、中國幼兒園的積木和美國幼兒園的角色扮演遊戲。最令我着迷的是關於一個叫弘紀的日本小男孩的故事。”
弘紀是一個聰明可愛，喜歡搗亂的 4歲小男孩。他上的小松谷幼兒園坐落在京都東邊一座擁有 300年曆史的寺廟的庭院裏。早晨，當大家在課堂上唱歡迎歌的時候，他掏出“小雞雞”衝着同學們搖晃。他通常是第一個完成作業的，大家都還在安靜地寫作業時，他就大聲喊出正確答案，高聲唱歌，模仿卡通人物。他用蠟筆畫畫，展示給大家看他有藍色、綠色和黑色的小雞雞。(觀察者注意到，三個國家的 4歲左右的孩子都非常喜歡用陰部和屁股開玩笑。唯一的區別是在日本，這種幽默可以得到最公開的展示，老師通常什麼也不說，有時候還面帶微笑。而在美國，老師一般會說：“當我們大家在一起的時候，通常不願意聽到這種話。”)
在排隊等待老師檢查作業的時候，弘紀不停地推搡和戳他前面的男孩。那天餘下的時間裏，他都在說俏皮話，把教室裏的東西到處亂扔，打同班的男同學，踩他們，和他們摔跤。他的這些行爲並沒讓研究者覺得不舒服，周圍到處是這樣淘氣的孩子。而最讓研究者困惑的，顯然也是其他觀看這段錄像的美國人和中國人困惑的，是他的老師並沒有干預。她似乎對他和他的這些暴力行爲視若無睹。
校長跟這個男孩做了一次安靜、簡短的談話，但是他還是一直淘氣。
弘紀的老師以及幼兒園的其他管理者之後解釋說，這種做法是他們在經過許多討論，以及許多“嘗試和錯誤”之後形成的、專爲對付弘紀這樣的行爲而特意採取的策略。
這是有效的，他們說。弘紀已經比一年前表現好多了。通常情況下，這所學校的教育者不會通過隔離法來處罰或者排斥搗亂的孩子。研究者注意到，即便是在弘紀最招人討厭的時候，老師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他發生衝突或者責備他”。(事實上，有時候就連所有觀看的人都忍不住放下攝像機，拋開中立的學者姿態，要對弘紀“喊停”,但老師在這個過程中始終保持冷靜。)
老師還鼓勵其他孩子承擔起教育弘紀的責任。當一個小女孩告狀說弘紀往欄杆外扔卡片時，老師讓她回去告訴弘紀不可以這麼做。成年人似乎更能容忍這些“孩子氣”的行爲，包括打鬧和譁衆取寵。4歲多的孩子用陰部來開玩笑並不少見，小男孩打架也屬正常。總的來說，“幼兒園的教職員工認爲孩子學會控制自己行爲的最好渠道是通過與同齡人的互動，而不是從大人那裏接受教導。”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成年人不可以干預。如果威脅到孩子的健康，老師會馬上出現—這也是爲什麼他們不會對更小的孩子用這種方式的原因。
20多年後，隨着青少年暴力問題在全球的凸顯，以及日本人對少年惡霸行爲的關注，我不知道這樣的邏輯是否發生了改變。然而當託賓和另一組研究者在 2002年回到這三所學校，他們發現不干預政策仍然是被認可的處理行爲問題的方式。他們再次集中精力研究了學校生活的衆多方面：從教育理論到經濟情況的變化，再到社會價值以及考試要求。他們將研究結果拍成錄像並結集成書，書名叫《重訪三所幼兒園的文化問題》。在現在的幼兒園，託賓這次沒發現有像弘紀那麼淘氣的孩子。(他們問起弘紀的情況，校長 —還是 20年前那個覺得這些人很好笑，對一個老師認爲很普通的孩子有那麼大的興趣。他說，聽說弘紀過着普通的生活，並沒有成爲斧頭殺手。)
這次，研究者們目睹了幾個女孩間的爭端。班裏最小的孩子與 3個比她大的女孩爭一個玩具熊，老師說這是班裏很常見的爭鬥。她們先是拉扯和推搡，然後就打成一團。
老師在一旁叫他們停下來，站到一邊，但並沒有跑過去拉架。最終，衝突逐漸消散，大女孩說服那個小一點兒的姑娘跟大家分享那個玩具熊，她們宣佈彼此還是朋友，然後一切恢復正常。
再一次地，研究者們把這段錄像放給日本、中國和美國的教師和家長看。再一次地，日本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對老師的這種做法表示認可。也有人有一些具體的批評意見，比如老師應該早些干預，或者老師應該積極地幫助孩子從衝突中吸取教訓並且找到別的解決方法。而基督學校的教育工作者則認爲不干預政策正是 “說明日本教育和日本社會有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將導致對集體意願的盲從。
研究者依舊指出，對日本老師的辦法持批判態度的人很大程度上將注意力集中在她干預的“方式”上。中國人和美國人看過錄像後，認爲老師表現出的是“失敗和不作爲：未能保護孩子不被對方傷害，無視教室裏正在發生的狀況以及孩子們的安全”。
託賓和他的同事禮貌地表達了對這一意見的不贊同。
“我們認爲老師表現出來的對女孩們的爭鬥的忽視，其意圖是鼓勵女孩們相互溝通，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向老師求助，”他們寫道，“因爲非常瞭解這些女孩，老師可以預料到何時、何種情況下局面可能失控，可能導致危險，所以她可以先給她們一些時間和空間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像美國和中國的幼兒園老師常做的那樣，在事態發展之前就早早干預，制止爭端。”
不干預不是一種政策，而是一種工具。當女孩們靠近角落的鋼琴時，老師阻止了她們的打鬥，然後批評了最小的女孩，因爲她賭氣揮舞雙臂，打到了別的孩子。她對研究者們說：“如果我認爲一次像錄像中這樣的爭鬥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那麼我就會退後，只是等待和觀察。我希望孩子們能有力量解決類似的小爭執。我希望他們有耐力。只要不危險，我歡迎他們打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