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學生拿着自己的個性化評價表體會學習的成就感。
同樣是獲得90分的兩個學生，哪個付出的成本大?比起分數，針對義務教育設計的“綠色指標”更關注師生關係，學生的學業負擔、幸福指數等——
同樣是獲得90分的兩個學生，哪個學得更有效?哪個付出的代價和成本更大?這在以往是難以精準衡量的。然而，對於進入內涵發展“深水區”的上海基礎教育，在連續5年參加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舉辦的基於課標的“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監測”之後，開始構建“中小學生學業質量綠色指標體系”(以下簡稱“綠色指標”)的“本土探索”，以實現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和個性特長髮展的全面質量標準，並通過爲教育質量進行定期“健康體檢”，與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共同探索從“證明”轉向“改進”的變革。
近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召集各區縣行政與教研工作負責人進行集中培訓，主題正是“如何理解、解讀和使用好‘綠色指標’體系”。連續幾場培訓看似並不特別，實則具有這樣的標誌性意義：這些針對全市教育教學核心人員的培訓吹響了刷新教育質量觀的行動號角。
就在去年10月27日，經過隨機抽取的來自上海18個區縣的6.5萬名四年級和九年級中小學生參加了“學業質量監測”。11月4日，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和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共同簽署項目合作協議，共同構建“綠色指標”體系。上海基礎教育首開先河，撬動內涵發展最重的“評價砝碼”。
評價，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如何實現評價的科學性?如何使評價標準指向學生的全面發展?如何使評價功能兼具激勵、反饋、鑑別於一身?又如何使評價結果的作用反映於教學?上海的探索希望尋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1 “綠色指標”是一個怎樣的“砝碼”
2011年8月10日，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後慶一行帶着“上海學業質量評價方案”進京與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進行合作洽談。“綠色指標”體系就是在那一次重要討論會上確立的，寓意着上海將率先構建反映全面質量的“綠色GDP”。
“綠色”的核心是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在內容方面，它與傳統的以分數爲單一內容的評價不同，是基於標準的包括學習成就、幸福指數、身心健康、學業負擔、教學方式等在內的、具有綜合特徵的評價，以力求克服傳統評價對學生身心發展帶來的損害，使得評價真正成爲學生健康成長的助推器。
尹後慶告訴記者，傳統教育習慣於把學業成績和升學率作爲評價教育質量、評價校長和教師工作業績的唯一標準，造成了教育質量觀的誤導，給教育改革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2009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和歷時8年的“建立中小學生學業質量分析反饋與指導系統”項目實踐，給上海的教育行政決策者們帶來很大的衝擊——雖然測試證明上海基礎教育的學業水平已達到一個高峯，但也顯示上海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課業負擔仍然偏重。
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尹後慶說，對教育質量的片面理解和缺乏科學的質量評價標準是關鍵所在。由於社會需求和學生個性品質的多樣性，教育要在人的發展和社會需求之間實現有效對接，必須追求基於多元標準、更加人本化的教育質量，爲此就必須建立一套能夠全面評價學生綜合素質和個性特長髮展的全面質量標準，以科學的“指揮棒”引導教育教學的深刻變革，從而爲素質教育的縱深推進提供可靠保障。
有了“綠色指標”就意味着上海將定期進行教育健康“體檢”。它分爲學生學業水平指數、學生學習動力指數、學生學業負擔指數、師生關係指數、教師教學方式指數、校長課程領導力指數、學生社會經濟背景與學業成績的關係指數、學生品德行爲指數、身心健康指數以及上述各項指標的跨年度進步指數等。測試對象爲小學四年級和中學九年級學生。
記者瞭解到，“綠色指標”與全球PISA(國際學生評價項目)測試有很大不同，PISA針對15歲學生，不是評價學生掌握學校課程內容的程度，而是考查學生能否運用所學到的知識技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而“綠色指標”是嚴格基於課程標準的、針對教學內容的水平測試，它對教學改進的直接指導作用強，可以在教育教學內部建立起“標準→教學→評價”的循環系統。
上海推行“綠色指標”有着多年的實證基礎。這套指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長期實驗、分析、研究得出的。2010年，上海承擔了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項目“改革義務教育教學質量綜合評價辦法”，在學生學業質量評價、分析、反饋和指導體系的基礎上，提煉出了一系列影響學生學業質量的關鍵因素，構建了這套“綠色指標”。
與以往偏重學習成績的質量標準相比，這套“綠色指標”的內涵更爲廣闊，是由學業水平及影響學業水平的相關因素所構成，既關注學生的學業，又關注學生爲學業水平所付出的各種代價;既衡量學生一般認知能力水平，又衡量學生體質、品德、創新等高層次能力的水平;既以學生髮展爲中心，又兼顧教師、校長、學校乃至家庭對學生髮展的影響。同時，旨在發現落實課程標準中的問題並加以改進，是教學內部的一項活動，不是終結性評價，不與畢業、升學相掛鉤，不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
2 如何爲區域和學校作“健康體檢”
上海新課改的縱深推進對處於十字路口的評價改革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撇開新課改本身所倡導的評價理念，能夠在學生學業成就評價改革中產生最大引導和規範作用的或許就是課程標準的出臺。如果學業評價與課程標準間不能建立有意義的聯繫，必然導致課程標準無從落實。因此，基於標準的學業質量評價就是一種必然選擇。
上海盧灣區瞿溪路小學開展的“基於課程標準的教學”項目，就是關注質量評價與課程的相互促進。
2006年，就在社會上討論小學語文教材“厚了還是薄了，深了還是淺了”比較激烈的時候，瞿溪路小學參與了市教研室主持的課題“小學語文課程有效性實證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試點內容就是從一年級入學開始，嚴格基於課標的“零起點”教學。校長孫鳴軍要求教師們嚴格做到“不隨意拔高教學目標、不隨意加快教學進度”等，騰出來的時間用以重點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並逐漸豐富拓展型課程。
這樣的要求說說容易，但真的要堅持做5年實屬不易。在此過程中，教師們有過懷疑，甚至不相信、打退堂鼓。尤其是探索開始的第一年，教師們悄悄拿來其他學校的試題讓學生測試，結果成績很不理想，許多教師懷疑這樣下去自己的學生不就吃虧了嗎?直到學生升到四年級後，在全區的一次統測中，學校語文成績從以往的墊底位置飛速提升到良好，讓大家爲之一驚。
該校參加教育部教育質量監測獲得的數據更有說服力。這個監測涉及多門學科，瞿溪路小學參加的學生正好是經過一輪試點的學生，結果從以往沒有A級別的學生到現在A級別30%、B級別70%，消滅了C和D兩個級別，而且還爲區域內輕負擔的指數貢獻了多個百分點。這說明語文嚴格按照課標教學之後，形慢實快，因爲有了額外時間後，教師更加關注學習習慣的培養和方法的掌握。這樣的能力一旦形成，自然會從一門學科遷移到其他學科上來，這就不難解釋爲什麼這屆學生的數學和英語成績都明顯提升。
評價得出的數據讓校長和團隊都有了改革的底氣。“對於我們這所農民工子女比例佔70%的普通學校，30%的優秀率和70%的良好率已經說明了教學質量的高水準。我們不能去一味追求優秀率的提升，而應該堅定信心，在繼續嚴格按課標教學的基礎上，給學生更多個性化教育的空間，發展能力，激發潛能。”孫鳴軍說。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綠色指標”是基於課程標準的學業質量測試與背景問卷相結合的評價。“綠色指標”的測試科目包括小學語文、數學，中學語文、數學、英語和科學，測試不僅包括學生在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方面所達到的水平，還包括蒐集處理信息、自主獲取知識、交流與合作、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
等核心素養。同時，它還使用學生、教師和校長問卷對學生學習背景信息、教師教學相關情況及學校管理相關內容等進行調查。其中，學生問卷包括學生基本情況、學校環境、學習壓力、師生關係、學習動機、自信心、學習方法等;教師問卷則包括教師對課程、學校管理的看法，教學策略和方法，面臨的困難等;校長問卷則包括學校硬件條件、校長辦學理念和教育觀、校長的學校管理方法等。
“綠色指標”測試的命題也有着規範、嚴謹的程序。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澱芳告訴記者，依據標準編寫3倍於正式測試需要的試題;組織約3千名學生參加試測;數據組對試卷進行分析並反饋給各命題組;命題組進行調整，形成正式卷和備用卷;聘請教師對試卷的題量、難度進行評估;進行實測，瞭解試卷難度、題量和新穎程度;聘請省級考試院的專家對試卷進行評審;依據專家、教師、學生的反饋意見進行調整。
徐澱芳還向記者闡述瞭如何對結果進行分析與解釋：主要從六個方面進行，比如關注學生學業質量的縱向發展變化，學生學業質量的差異(區域、學校、班級)，研究影響學生學業質量的不同因素，關注學生學業質量及其相關因素的歷史縱向解釋等。
事實上，在過去8年中，上海部分學校和區域的評價改革實踐已經對日常教學改進和質量提升產生了積極的導向作用。
例如，在靜安區的學校裏，正在悄悄地發生着這樣的變化：“教學→檢測→分析→改進”成爲學校教師的自覺行爲，教師能明智地運用數據來改進教學，從而實現有針對性的教學，學校內部已建立或正在建立起“檢測→分析→改進”的循環，運行於日常教學活動之中。
更重要的是，該區教育局長陳宇卿認爲，在靜安，已經有了一種教育價值認同：單一的學業成就不能全部衡量一所學校在對改變學生內心世界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如果一所學校真正能通過不同教育方式對不同起點的孩子起到推動作用，那就可以判定這是一所優質的學校。
3 評價變革之後的未來空間
2011年3月舉行的上海基礎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轉型時期的教育質量評價命題，即“要從過度注重學科知識成績轉向全面發展的評價;必須重新審視教育質量評價標準，有所取捨，有所更新，更加科學地理解和追求教育質量”。上海推行“綠色指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這項探索舉措被賦予了怎樣的期待?
尹後慶如是說，就教育行政而言，通過“綠色指標”可瞭解全市或全區的學生學業水平狀況和課程標準的執行情況;就基層學校而言，“綠色指標”的監測結果既是爲學校提升辦學質量提供重要依據，也是學校改進教學行爲的有力指導;就社會層面而言，滿足區域內公衆對義務教育質量的知情權，改變對學校“好差”口口相傳的主觀評價狀態，也是建立評價系統的用意所在。此外，我們也必須對社會呼聲比較高的“減負”問題作出積極迴應，要實現“輕負擔、高質量”的教學，評價的科學性不可或缺。
當然，尹後慶認爲，我們不能期待“綠色指標”的出臺解決所有教育深層次問題。學業質量的“綠色指標”並不是全面衡量教育質量的完整指標體系，而是直接指向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爲克服教育時弊提出的。
事實上，撬動評價改革的“砝碼”依然艱難。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崔允漷認爲，這一“砝碼”挑戰着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在我國曆史上，“用結果制約過程”一直是我們思考、運作評價變革的慣例。更重要的是，在整個歷史上，我們幾乎未曾有過國家層面的、完善的產生“過程”信息的評價體系規定。直到新課改開始，以2003年的《教育部關於積極推進中小學評價與考試製度改革的通知》爲政策層面的標誌，才真正在國家層面上開始關注評價變革。
隨着課改的不斷深化和改革越來越走向內涵，如何在變革中將關注過程和結果互爲補充?如何從單一考試的變革轉移到對整個評價領域的系統變革?如何建立基於實證的數據分析，並使其既促進學生學習，又提高整個體系的問責能力?這些原本被邊緣的問題日益凸顯出來，併成爲評價改革必須攻克的“堡壘”。
尹後慶還提到，教育質量監測本身並不是最終目的，而是作爲全面瞭解教育教學情況的一種手段，作爲發現和診斷教學問題的一種方法，作爲教育決策的一種依據。上海今後要根據教育質量監測結果、日常調研、社會反響等多種渠道瞭解教育存在的核心問題，尋求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