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方面，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可資借鑑，他們大都設有針對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專門的人員、專門的程序、專門的處遇來矯正“李某軍們”。
在這方面，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可資借鑑，他們大都設有針對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專門的人員、專門的程序、專門的處遇來矯正“李某軍們”。
據報道，10月21日下午，廣西南寧市友愛南路某中學的李某軍等三名初二學生，將同班同學小鄭擄到學校附近一個小廣場，進行拳打腳踢和辱罵，並拍視頻發到網上。次日，在當地警方和學校組織家長到校調解後，小鄭下午上學途中竟又遭到李某軍持刀追砍，一番糾纏後小鄭跑至人羣中得以逃脫。
打人後還想持刀砍人，李某軍爲何如此囂張？據學校領導介紹，李某軍一直是“問題學生”，但因他未滿16歲，大家都拿他沒轍。他還自稱“老大”，曾多次實施盜竊被警方抓過，可老師無法管束，數次進行思想教育均未起到效果，即便警察來了也只能進行批評無法立案處理。
管教“熊孩子”：家庭、學校、司法機關皆面臨窘境
每一個“問題孩子”背後都有一個“問題家庭”存在。李某軍的父母在其童年時就已離異，他長年和父親居住，父親忙於賺錢養家，對李某軍基本不施管教。
而學校方面，老師對此類學生也只能進行簡單的批評教育，沒有相應的“懲戒權”。而對李某軍這種班主任說幾句都敢“衝上來打”的學生，恐怕也不是老師簡單的懲戒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國《義務教育法》第27條又規定，對違反學校管理制度的學生，學校應當予以批評教育，不得開除。
在家庭不管、學校無法管的兩難情況下，公安、司法機關是否可以干預呢？
我國《刑法》規定，16週歲以上的人應當負刑事責任，14至16週歲的人，只有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等嚴重犯罪的，才承擔刑事責任。此案中，李某軍因爲不滿16週歲，對其行爲公安機關的確無法作爲刑事案件立案。
再看治安管理處罰，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將拘留和罰款規定爲主要處罰措施，對結夥鬥毆等尋釁滋事行爲，或者毆打他人，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爲可給予拘留、罰款等處罰。但該法同時規定，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週歲的未成年人“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而罰款只是針對家長的。
完善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功能，把“熊孩子”管起來
剩下的，就是政府進行收容管教了。根據2013年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對於李某軍這樣的學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相互配合，採取措施嚴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讀學校進行矯治和接受教育。工讀學校應當嚴格管理和教育。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養。
問題是，我國工讀學校的數量越來越少，且各地辦學差異很大，有的工讀學校甚至成爲了“小未管所”，地位亟待明確。而收容教養在勞教制度被廢除後，也幾乎淪爲“殭屍條款”。說到底，對未成年進行收容教養這種“負能量”的事情，現在沒有部門願意積極去做，從而形成了對於“李某軍”們的縱容——往往是一放了之，等到了歲數再說。
若要扭轉以上困局，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二是明確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的法律地位，增加國家干預能力。
看上去，直接將刑事責任年齡降爲13歲或12歲，似乎既簡單又有效，但目前反對的聲音依然很多，有些人認爲，將更多的未成年人納入刑事處罰範疇，好比用成人的藥方醫治孩子，有飲鴆止渴之嫌。只有讓他們進入“兒童醫院”，服用專門的“兒童藥”，即適用少年的專門處遇，纔是治本之策。
在這方面，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可資借鑑，他們大都設有針對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專門的人員、專門的程序、專門的處遇來矯正“李某軍們”。
例如，“社區服務”就是典型的非監禁性的保護處分措施。即有關部門要求未達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進行一定時長的社區勞動，並始終接受跟蹤幫教，進而有效地教育、矯治未成年人，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係。
這恐怕是治理“熊孩子”問題的長遠之道。當然，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依然可以作爲最後一道防線，只是要進一步集國家、社會之力，明確其職能、地位，使他們真正成爲教育改造不良少年的特殊機構。
而具體到李某軍的遭遇，目前幾方放任不管的情況，既是對他的不負責，對社會而言也是一個安全隱患。在工讀學校和收容教養功能暫時缺位的語境下，還需要家長、學校以及有關方面，以教化爲主、懲戒爲輔，多方合力，讓他重回正途。畢竟，任何一個孩子再“熊”，都不能成爲社會各方放任不管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