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新晉媽媽王雨（化名）三個月前剛剛成功“卸貨”，但緊接着擺在她面前的，是產假結束、重返職場後孩子由誰照護的問題。
0-3歲幼兒“無處可託”托幼市場空白如何填補
導讀：目前上海能提供2-3歲幼兒托育服務規模數共約16200名，佔本市2-3歲幼兒數的8%左右。幼兒園開設託班的數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兒園開設託班，佔全市幼兒園總數的22%左右。
30歲的新晉媽媽王雨（化名）三個月前剛剛成功“卸貨”，但緊接着擺在她面前的，是產假結束、重返職場後孩子由誰照護的問題。
“應該會是我父母來帶，但我並不是很願意，因爲這不是他們的義務，不過好像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有好的托幼機構當然很好，因爲孩子也喜歡和同齡人一起玩。”王雨告訴記者。
事實上，王雨所道出的，正是中國越來越多雙職工家庭所面臨的尷尬現狀：幼兒園只接收3-6歲兒童，3歲以下嬰幼兒“無處可託”。原國家衛計委2015年生育意願調查顯示，0-3歲嬰幼兒在中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爲4%，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
現狀正在逐漸破冰。11月底，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召開，要求90所新建或改擴建的幼兒園有條件的需配置託班，鼓勵公民辦幼兒園創造條件開設託班，同步對開設託班的公民辦幼兒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還將把“新增50個普惠性托育點”納入2019年市政府實事項目。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瞭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醫改工作之一，即爲制定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性文件，由國家衛健委負責。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行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國家有關部門近日已開始徵求行業內意見。
YoKID優兒學堂創始人、劍橋大學心理學博士蘇德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0-3歲嬰幼兒的托幼需求會越來越大，對質量的要求也將不斷提升，但目前整個行業、政策及監管基本空白，需要政府與民間資本雙管齊下。政府在支持行業發展的基礎上，仍需制定清晰的指引與監管政策。
不斷擴大的托幼需求
爲何我國入托率低？記者瞭解到，其背後是我國0-3歲托幼機構的數量匱乏。
以上海市爲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歲幼兒托育服務規模數共約16200名，佔本市2-3歲幼兒數的8%左右。幼兒園開設託班的數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兒園開設託班，佔全市幼兒園總數的22%左右，且多爲民辦幼兒園。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裏，國家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托育服務隨之高速發展，尤其是依託於單位的託兒所，爲女性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過，人口學者樑建章表示，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廢止，大量單位辦的託兒所在改制中被裁減。原本還有一些幼兒園開設針對兩三歲幼兒的“託班”，但2012年政府頒佈《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限制幼兒園入園年齡，不少公辦幼兒園陸續取消“託班”。
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統計報告》顯示，相比於2000年，短短五年間，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56668所，銳減70%。其中，託兒所的消失比重遠大於幼兒園。
此外，楊菊華表示，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帶來了服務市場化，出現了保姆、計時工等職業，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淡了家庭的需求。
但是，隨着經濟的不斷髮展和人口形勢的變化，托幼機構缺位的弊端正逐漸顯現。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不斷擴大的需求，使托幼供需矛盾不斷突出。
蘇德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其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酒仙橋園區，共有60個名額，在開業數月後就已全部滿員。縱觀北京九個園區的情況，最小的孩子只有六個月大，1-2歲與2-3歲的需求則非常大。
上海市總工會的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三的職工希望孩子入托，原因包括增加與同齡孩子的接觸機會、培養孩子的良好習慣、家裏無人照護、隔代照料不利於孩子成長等。
此外，“沒人帶孩子”的處境，也讓我國目前本就不高的生育率承受更大壓力。“如果年輕家庭只剩下‘全職太太’這一種選擇，未來婦女勢必會在職場上受到嚴重歧視，因爲對企業來說，如果有一個女員工懷孕，那將不再只是幾個月產假的問題，而是幾年的職業生涯都會受到影響。面對這樣的顧慮，很多職業女性可能選擇少要甚至不要小孩。”樑建章說。
基本“空白”的托幼市場
除了數量的缺乏，現有的市場供給無法滿足家長需求，也是我國托幼市場的一大痛點。
楊菊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市場上有很多早教機構，針對的是孩子的早期啓蒙，而非照看孩子。這不僅無法緩解家庭照料的壓力，反而還有可能加重，因爲家長需要在其身邊陪伴。
記者瞭解發現，以在全國開店上百家的某早教機構爲例，針對0-3歲嬰幼兒的，主要是音樂、藝術、運動等課程，且需要父母參與，每節課程約45分鐘左右。類似的早教機構在中國數量頗多。
但事實上，目前真正缺乏的，是在父母上班期間能夠看護和照料孩子的托幼機構。蘇德中認爲，成熟的託嬰中心都是成長照料與啓蒙教育並重的，只關注早教而不會照料孩子是不行的，對孩子的照料是金字塔的基礎，然後纔是早期教育以及心智成長的啓蒙。
“發達國家對0-3歲托育已經有了很多的實踐，照料的基礎較爲深厚，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成長這一領域；但我國起步較晚，0-3歲托育基本空白，有的更多是偏向早教的教學機構。如果做托幼，一定要把照料和看護孩子放在基礎的位置，進而要有孩子心智成長的引導。”蘇德中說。
另外，此前爆出的幼兒園、早教班負面事件，也造成了家長的“信任危機”。王雨表示，市場一方面對托幼機構有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是很信任，家長心裏也很矛盾。
“市面上很多3歲前的托幼機構是以企業的形式在運營的，一定要加強監管。”楊菊華直言。
以上海的經驗來看，上海要求托育機構全視角安裝視頻安防監控設備和緊急報警系統，出入口監控設備與公安部門連接。內部設備設施上，凡幼兒可觸及的地方均不得有棱角，軟裝潢方面，對窗簾和隔簾等的厚度、顏色及阻燃功能等也都做出了規定。
同時，對從業人員配備、崗位職責及資格等方面從嚴要求，18個月以下幼兒與保育人員的比例應不高於3：1。
蘇德中告訴記者，他們在園區內安裝了無死角監控，直接連接到家長手機上，家長可隨時查看；1：2的師生比，也讓每班5、6位老師之間互相監督學習；員工入職前還要接受近一個月的培訓，內部培訓已成爲公司所有成本支出的最大頭。
“我國很多幼師的實踐經驗是偏向於3-6歲孩子，對0-3歲孩子可能經驗不足，有幼師證也不代表能照顧好0-3歲的孩子。”蘇德中說。
提高入托率以提振生育率
目前，我國生育率趨降，全面二孩政策效應雖明顯，但出生人口不及預期。在業內人士看來，解決托幼問題，將對提振生育率起到重要作用。
在10月份的一次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上，委員、專家們反映，目前0至3歲嬰幼兒的託管和教育問題較爲迫切，是減少育齡婦女和家庭後顧之憂的關鍵一環。
上海市婦聯副主席黃綺建議，應恢復設立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機制，採用“政府引導、家庭爲主、多方參與”的總體解決思路。在個稅抵扣項中，學前教育經費可考慮加上0到3歲嬰幼兒的託管教育費用。
楊菊華告訴記者，從OECD國家的經驗來看，三歲前兒童入托比例高的國家，女性就業率高，生育率相對來說也要高一些，三者間是存在正向關係的。
樑建章則認爲，應把0-3歲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政府有必要直接或牽頭興建約10萬個幼托中心。同時，研究顯示，對社會來說學前教育具有極高的回報價值。因此他建議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瞭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醫改工作之一，即爲制定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性文件，由國家衛健委負責。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行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國家有關部門近日在政策支持力度和政策具體內容的制定方面，向行業內人士徵求了意見。
蘇德中認爲，0-3歲托幼市場需要政府和民間資本的雙管齊下。政府可以主動出擊，同時也可以給予民營企業足夠的支持，例如對家庭的補貼，稅收上的優惠，場地租金上的支持，甚至公辦民營等等；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制定清晰的指引與監管政策，如規定托幼機構的場地面積、師資與師生比、環境裝修等等，對行業進行規範。
同時，他也強調，從孩子成長的角度來講，如果父母有充裕的時間和科學的育兒觀，由父母親自照料是最好的選擇。“現代社會雖然這樣的狀態很難達到，但托幼機構也不是家長沒時間看孩子就簡單一丟，父母同樣需要盡到家園共育應有的責任。”他說。
（編輯：王峯）
本報記者 王佳昕 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