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繫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爲“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衆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衆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於人們廣泛交通。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於首都衚衕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衚衕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爲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後歷時八百多年。由於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爲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爲“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爲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爲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方話語音爲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爲主要標準——灤平是北方話的推行區、記錄區。
普通話是規範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