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關幹孝道教育的手抄報孝道教育手抄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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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孝之一字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的，人們往往來評價這個人都會從孝不孝順這一方面開始評價，對於孩子，讓他們進行孝道教育對於他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孝道文化

中國傳統孝道文化是一個複合概念，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禮儀。從敬養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即：敬親、奉養、侍疾、立身、諫諍、善終。

敬親。中國傳統孝道的精髓在於提倡對父母首先要“敬”和“愛”，沒有敬和愛，就談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也就是說，對待父母不僅僅是物質供養，關鍵在於要有對父母的愛，而且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真摯的愛。沒有這種愛，不僅談不上對父母孝敬，而且和飼養犬馬沒有什麼兩樣。同時，孔子認爲，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難的就是時刻保持這種“愛”，即心情愉悅地對待父母。

奉養。中國傳統孝道的物質基礎就是要從物質上供養父母，即贍養父母，“生則養”，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綱領。儒家提倡在物質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讓老年人吃。這一點非常重要，孝道強調老年父母在物質生活上的優先性。

侍疾。老年人年老體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國傳統孝道把“侍疾”作爲重要內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時診治，精心照料，多給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關懷。

立身。《孝經》雲：“安身行道，揚名於世，孝之終也”。這就是說，做子女的要“立身”併成就一番事業。兒女事業上有了成就，父母就會感到高興，感到光榮，感到自豪。因此，終日無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這也是對父母的不孝。

諫諍。《孝經》諫諍章指出：“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也就是說，在父母有不義的時候，不僅不能順從，而應諫諍父母，使其改正不義，這樣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義。

善終。《孝經》指出：“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儒家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喪禮時要盡各種禮儀。

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孝道產生的關係

先秦社會雖然將孝道作爲鞏固家庭組織，加強凝聚力的主要力量，但這並不意味着就此將其它社會組織力全然拋開。事實上，法律、宗教並沒有從社會領域中銷聲匿跡，而是在道德的主導下繼續發揮其社會功能。

首先看宗教與孝道的關係。《論語·爲政》孔子所謂“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着眼點雖在於以禮釋孝，卻反映出宗教的道德目的。家庭內部進行祭祀主要是爲了弘揚孝道，古人對此瞭然於胸，故《禮記·祭統》說：“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祭義》也說：“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又說：“君子生則敬飬，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祭祀是將對父母生前的孝敬推而廣之，甚至及於早已故去的先祖，目的是以神道設教的方式，將盡可能多的家庭成員籠絡在家庭組織之內。祭祀不僅可以安定和凝聚人心，同時也可以對家庭成員進行孝道教化。《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又說：“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長期反覆的習禮本身就是一個接受教育的過程，孝的意識在超自然力的作用下更能震撼人心。另外，在孝道衰落的情況下，宗教往往爲孝道“辯護”，用宗教故事或語言說明其合理性。《墨子》一書中《天志》、《明鬼》等篇的不少故事就是以勸勉世人躬行孝道爲主旨的。

法律也對孝道起了不可忽視的補充作用。《尚書·康誥》記載周公告誡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孝便是罪大惡極，因爲它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因此當根據文王之法嚴加懲罰。《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商湯所製法也。”《孝經》也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以上所引材料年代不盡一致，背景自然各有不同，但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法律在家庭道德出現危機的情況下，往往會彌補由此形成的真空。

應該指出的是，儘管宗教、法律在整個先秦歷史上先後對孝道發揮過重要的補充或輔助作用，然而它們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取代孝道在家庭乃至社會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傳統所造成的社會組織結構使得文化的改變困難重重，因此人們通常只是試圖通過恢復的方式去解決孝道的衰落問題。東周之後，傳統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孝道隨之衰落，然而關於孝道的討論卻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孝道是一種道德現象，它以家庭組織之中的血緣親親爲基礎，然而又超出於一般意義上的親子感情之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許多學者指出西方家庭有親子之情而無孝道，只有中國才稱得上具有“孝的文化”。同其他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一樣，孝道乃是衆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孝道的產生和存在需要特殊的“配方”：當一個社會將某些因素按照特定方式加以培植時，孝道就會產生，反之就不會產生。

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孝爲先

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兩大基本傳統道德行爲準則之一，另一個基本傳統道德行爲準則是忠。幾千年來，人們把忠孝視爲天性，甚至作爲區別人與禽獸的標誌。忠孝是聖人提出來的，卻不是聖人想出來的。它是我國古代長期社會實踐的歷史產物。

從秦漢開始，我國就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大國，建成它並維護它要有兩條保證。第一條，要保證對廣土衆民的大國高度集權的有效統治；第二條，要使生活在最基層的個體農民，安居樂業，從事生產。高度集中的政權與極端分散的農民雙方要互相配合，減少對立，在統一的國家協調下，才能從事大規模跨地區的工業建設、文化建設，防止內戰，抵禦外患，救災防災。個體農民從中受到實惠，則天下太平。

農業生產是中國古代社會根據自然環境的合理選擇。家庭是中國古代一家一戶的基層生產組織，從而構成社會的基本細胞。小農生產的家庭對國家有納稅的義務，國家有保護小農的責任，

“國”與“家”的關係協調的好，則天下治，反之則亂。保證實現國家、君主有效統治的最高原則是“忠”；鞏固基層社會秩序，增加鄉黨鄰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則是“孝”。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細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經》中的《孝經》把孝當作天經地義的最高準則。後來北宋的張載作《西銘》，在《孝經》的基礎上，融忠孝爲一體，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把倫理學、政治學、心性論、本體論組成一個完整的孝的體系。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增強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價值觀的共識，起了積極作用，功不可沒。

“五四”以來，有些學者沒有歷史地對待孝這一社會現象和行爲，出於反對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說成罪惡之源，是不對的，因爲它不符合歷史實際。

孝道是古代社會歷史的產物，不能看作是古代聖人想出來專門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

古代農業社會，政府重道德倫理，體恤天下爲人父母之心懷，所以有“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孝道貫穿始終，父母在世時要孝順，亡故後亦不改變對父母的孝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恩德，固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訓條。子女剛出生時父母日夜守護，任勞任怨，真心切切，子女懂事後對父母要“晨昏定省”。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體恤父母的用心良苦，所以有“天下無不是父母”。

進入現代社會，我國社會結構正在轉型過程中，社會老齡化現象對孝道研究提出了新課題。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大量獨生子女。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新型家庭一對夫婦要照顧兩對父母，傳統觀念規定的某些孝道行爲規範，今天有孝心的子女難以照辦。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無論父母或者子女，家庭仍然起着安全港灣的作用。

今天對孝道的理解和詮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形勢，幾千年來以家庭爲基礎培育起來的、深入到千家萬戶的傳統觀念，需要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再認識。這一課題關係社會長治久安，更關係到民族興衰。只要羣策羣力，假以時日，深入研究，必有豐厚的成績。

孝道教育手抄報版面設計圖：孝道關係

先秦社會雖然將孝道作爲鞏固家庭組織，加強凝聚力的主要力量，但這並不意味着就此將其它社會組織力全然拋開。事實上，法律、宗教並沒有從社會領域中銷聲匿跡，而是在道德的主導下繼續發揮其社會功能。

首先看宗教與孝道的關係。《論語·爲政》孔子所謂“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着眼點雖在於以禮釋孝，卻反映出宗教的道德目的。家庭內部進行祭祀主要是爲了弘揚孝道，古人對此瞭然於胸，故《禮記·祭統》說：“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祭義》也說：“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又說：“君子生則敬飬，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祭祀是將對父母生前的孝敬推而廣之，甚至及於早已故去的先祖，目的是以神道設教的方式，將盡可能多的家庭成員籠絡在家庭組織之內。祭祀不僅可以安定和凝聚人心，同時也可以對家庭成員進行孝道教化。《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又說：“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長期反覆的習禮本身就是一個接受教育的過程，孝的意識在超自然力的作用下更能震撼人心。另外，在孝道衰落的情況下，宗教往往爲孝道“辯護”，用宗教故事或語言說明其合理性。《墨子》一書中《天志》、《明鬼》等篇的不少故事就是以勸勉世人躬行孝道爲主旨的。

法律也對孝道起了不可忽視的補充作用。《尚書·康誥》記載周公告誡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孝便是罪大惡極，因爲它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因此當根據文王之法嚴加懲罰。《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誘注：“商湯所製法也。”《孝經》也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以上所引材料年代不盡一致，背景自然各有不同，但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法律在家庭道德出現危機的情況下，往往會彌補由此形成的真空。

應該指出的是，儘管宗教、法律在整個先秦歷史上先後對孝道發揮過重要的補充或輔助作用，然而它們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取代孝道在家庭乃至社會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傳統所造成的社會組織結構使得文化的改變困難重重，因此人們通常只是試圖通過恢復的方式去解決孝道的衰落問題。東周之後，傳統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孝道隨之衰落，然而關於孝道的討論卻愈演愈烈，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孝道是一種道德現象，它以家庭組織之中的血緣親親爲基礎，然而又超出於一般意義上的親子感情之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許多學者指出西方家庭有親子之情而無孝道，只有中國才稱得上具有“孝的文化”。同其他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一樣，孝道乃是衆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孝道的產生和存在需要特殊的“配方”：當一個社會將某些因素按照特定方式加以培植時，孝道就會產生，反之就不會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