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某天早上，女兒起牀後跟我抱怨左腳踝疼，哭鬧着不肯去幼兒園，我不耐煩地對她吼： “晚上再帶你去看醫生！” 領她去看醫生時，醫生視作扭傷來做處理，囑咐三天後再回診。 再度回診，醫生拆開繃帶，看到女兒既紅且腫的腳踝時，立刻要我們領她去抽血化驗。 化驗單出來時，化驗師輕喊了一聲：
1988年某天早上，女兒起牀後跟我抱怨左腳踝疼，哭鬧着不肯去幼兒園，我不耐煩地對她吼： “晚上再帶你去看醫生!”
領她去看醫生時，醫生視作扭傷來做處理，囑咐三天後再回診。 再度回診，醫生拆開繃帶，看到女兒既紅且腫的腳踝時，立刻要我們領她去抽血化驗。
化驗單出來時，化驗師輕喊了一聲： “哎喲，白血球有一萬多呢!” 我惶惶然地拿着檢驗單轉去問醫生，只見醫生把眉毛緊了緊，又開了三天藥，就打發我們回去了。
第二天，女兒開始不肯下牀走路，白天黑夜不時地哭喊腿疼，我意識到女兒的腿疼應不僅是單純的扭傷，於是趕緊給熟識的陳醫師打電話。
陳醫師在聽了我的述說後。要我次日帶女兒去醫院，他找另一位小兒骨科專科醫師黃大夫一起來會診。
當兩位大夫拆掉女兒腿上的繃帶，看到女兒紅腫得足足是右腿兩倍的左腿時，臉色變得十分凝重，低聲地討論了一番，要我立刻去辦理住院手續，做一個“骨髓斷層掃描”檢驗。
檢驗報告出來後，確診女兒得的是“急性骨髓炎”，必須立刻進行手術，否則會有生命危險。 當女兒從手術室推出來漸漸恢復意識之際，她不斷髮出哭喊、呻吟： “媽媽，救命!”
我抱着女兒，心如刀割、淚如雨下，心中充滿了對上蒼的憤怒與責怪： “爲什麼是我?!爲什麼總是要我遇到如此不幸的事?”
因爲，自認爲從沒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只想老實本分地嫁個平凡丈夫、生下兒女，安安穩穩過日子，卻在生命中屢屢遭受到旁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經歷的“倒黴事”：
10歲遭逢姐姐的猝死;22歲已論及婚嫁的男友車禍過世;26歲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丈夫車禍;28歲生下兒子半年，丈夫再度發生車禍，差點喪命;30歲一家四口開車出遊發生車禍，幾乎全家命喪黃泉;34歲女兒又莫名其妙地得病……
“爲什麼倒黴的總是我?” 在陪伴女兒住院治療的40多天中，我不時對蒼天發出怨恨的責問。 一些以往從未去思考過的問題漸漸地跳入腦海——
1 我對目前的生活狀態和自我滿意嗎?
2 我對孩子和家庭的付出，是否真的能做到“無怨無悔”?是否會到老來時，向丈夫孩子追討“花費在他們身上”的時間、心力，成爲一個認爲“全部人都欠我、該還我”、可怕又可嫌的老太太呢?
3 我是不是曾經說過或想過： “只要等到孩子長大了、我的存款有了一定的數目、我退休了……我就可以海闊天空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去完成一些夢想了。”
4 如果我哪一天“倒黴”。沒法在我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之前就死了，我是否肯甘心地閉上眼睛呢?
我發現—— 我想要在愛孩子愛家庭的同時，也能做一個同時“愛自己”的女人。 在“誠實”檢視了自己內心。存在有太多屬於“凡人”必有的“害怕”與“不甘心”後，我做出了異於一般母親因害怕失去兒女而緊緊守護兒女身旁寸步不離的決定。
我不再如以往般將兒女視作生命與生活中的第一與唯一，開始去用心思索，如何可以“既能做好媽媽、妻子，也能同時做好自己”。
恰在此時，兒子女兒的學校爲迎接即將到來的母親節，佈置了讓孩子們畫一張“母親的畫像”，來作爲送給母親的禮物。
兒子畫的是一個蓄着捲髮、臉上漾着慈靄笑容，穿着紫色旗袍的母親;女兒畫的則是一個有着飄然長髮，穿着粉紅紗衣裙，足踩三寸高跟鞋，十指塗着豔麗指甲油的媽媽。
這兩個媽媽都不是我，而是他們心目中的“母親形象”。也就是說，如果我順了兒子心目中的“母親形象”去做，就會逆了女兒的心意;若是順了女兒，就無法得到兒子的滿意。
既然無法兩全，我乾脆就做我自己認爲最能“做得好”，並且能在兒女心目中建立下“不可取代地位”的母親。
我利用工作之便，爭取到在廣播電臺主持一個親子教育的節目，邀請一些教育專家來做訪談，並開放讓聽衆打電話來做提問，由專家爲他們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教育方法(注意我用的是“參考”，而不是“照着做”)。 這個節目我整整製作、主持了五年，接着又去電視臺主持了一年多的親子教育節目。
在製作、主持親子教育節目中，我不僅得到教育子女觀念的新啓發，更多地是讓我看到了“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會犯同樣的錯誤，都會有不完美之處。
且都會各自擁有不同的內在潛質，而後來會讓他們走上“好孩子”或“壞孩子”的路，全然在於父母教養的觀念和方式是否對了路。
“做媽媽也能做自己”的觀念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一個能激發媽媽，能在不“犧牲”自己與丈夫孩子的前提下，產生出具有評估決定“何時要將自己放在前面，何時一定要將家人子女放第一”的能力與智慧。
回首養育孩子的來時路，我很感謝上帝給我那猛烈一擊的人生淬鍊，讓我能有機會去誠實面對“真我”，並從淬鍊中去學會反省思考，不去懼怕革新改變，給了自己與孩子“把自己做好”的能力與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