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新京報》在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刊載了一篇題爲〈讀經少年：背了十年書，識字卻成了問題〉的報導（後來網絡轉發題目爲〈讀經少年 聖賢夢碎〉），該文舉了若干個案，並以鄭惟生（化名）爲主角，報導他從小愛看書但不適應學校生活、作文成績差，鄭母認爲體制教育出了問題，偶然發現讀經教育方法簡單並能幫助孩子成爲聖賢，就將孩子送進讀經班。惟生從此輾轉在十個讀經學堂求學，過着清修苦讀的生活，每天背經十小時。他曾經想要背完三十萬字經典，以便進入讀經界的最高學府──文禮書院（位於浙江溫州），但背了二十萬字後，開始“懷疑這麼做沒有意義”，並且不再翻閱背過的經書。該篇報導很長，對讀經教育的主要批判包括：
教育簡單論：王財貴倡導的讀經教育認爲學習方法很簡單，就是“老實大量讀經”；所謂“老實”就是讀真正的經，只管背誦，不管懂不懂；所謂“大量”就是平均一天讀六到八小時。讀經教育也認爲教學方法很簡單，就是“小朋友，跟我念”六字真言。因此誰都可以開讀經學堂，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
反智：許多讀經班教師無法爲學生解惑，甚至認爲學生獲得的知識愈多就會障礙愈重；也有教師發現學生偷偷查閱詞典理解詞句，就將其詞典沒收。此外所謂“真正的經”由學堂獨斷決定，有些學堂可能要求背誦四書五經、弟子規、凈土宗佛經，卻將《史記》和《曾國藩家書》列爲禁書。
學生喪失基礎學力：該文訪問同濟大學柯小剛教授指出，若干讀經的學生想要回到一般大學，但其英文程度尚不如小學生，學習興趣低落，心情迷惘不安，人際相處衝突不斷。
該篇報導刊出後引起正反論辯，不到一週，主角鄭惟生就在網絡上發表聲明，指出《新京報》爲了譁衆取寵，部分報導內容不實、斷章取義。他並且表示學習經典對他自己的心靈成長、爲人處世與困境中的選擇都很有幫助。他雖承認自己“選擇轉身或是放棄某段形式”，但否認這是叛逆或焦躁，認爲只是“忠於自我的信念”。他仍對老師們心存感恩，並且認同文化經典的價值。
任何觀點或理論在鬆散式擴張時，經常會發生扭曲、誤用或橘逾淮而爲枳的情況，所以，我回頭參閱王財貴的原著，特別是刊載於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官網的資料，發現王財貴的確主張教育簡單論如下：
教材選擇很簡單，因傳統文化當中最有價值的經典只有“那幾部”。
學習順序很簡單，就是依照經典書籍的內容順序。
教學原理很簡單，就是“多念多背”。
教師選聘很簡單，因爲“幾乎任何人都可教讀經”。
如果這些觀點爲真，則教育領域中的課程理論、發展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和師資培育制度幾乎可完全取消。
王財貴的教義應該不是全面反智，因爲他雖以經典、古文、中國文化和記憶爲主，但至少聲稱不排斥其他書籍、白話文、西方文化和理解。不過，他心目中的兒童圖像的確很像一臺記憶機器，他認爲兒童的“人性”就是記憶力較強而理解力很弱，所以勸導大衆“不要再迷信‘懂不懂’的理論”，勸導孩子“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他極端低估兒童的理解力，其實是因爲他給兒童的材料具有兩大特性：文言文且概念抽象。文言文對兒童來說就像外文，我們如果給一位新儒家大人讀外文的量子論或拓樸學，他也極可能一樣理解力很弱。如果給兒童適當難度的材料，配合其心理髮展順序，提供他適當的例子和經驗連結，他的理解力就會大幅提升。
讀經兒童的基礎學力如何，可以鑑定。但他若因讀經而對人生道理有所領悟或在作文能力上有所提升，極可能是他不遵守王財貴的教義，在背誦時嘗試理解，並在學習時偷偷思考。
經典的精髓在義理，語言的形式只是糟粕，真正的理解會自然忘記語言表層形式而保留深層義理。有些文學作品（例如某些詩詞歌賦）除了意境美，在語法和修辭上也很漂亮，比較值得背誦，但大部分經典都適合探求義理卻不值得背誦。鼓勵兒童背誦而不求理解，是弱化兒童思考力；若要求兒童終日背誦經典而不學習其他領域，則違反均衡發展。讀經可以是一道菜，但不要強迫兒童三餐都吃一道菜，連續吃十幾年。囫圇吞棗是一種吃法，但不要鼓勵兒童採用這種最不健康的吃法。這已經不只是教學方法問題，而是倫理道德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