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家購物中心裏的早教中心，顏言的母親帶着還不滿一歲的外孫女在遊戲區玩耍，顏言和三歲的老大在教室內上早教課。在這家在全國有兩百多家分店的連鎖早教中心。
深圳一家購物中心裏的早教中心，顏言的母親帶着還不滿一歲的外孫女在遊戲區玩耍，顏言和三歲的老大在教室內上早教課。在這家在全國有兩百多家分店的連鎖早教中心，60個課時的售價1.9萬，每節課一小時。顏言說，老二很快也要上早教，加上游泳課，這個家庭每年花在兩個尚未入學的孩子身上的教育費用很快就要超過5萬元。
在這個全國房價最高城市的之一，顏言和丈夫合共40萬的年收入雖不窘迫，也不寬裕，每一筆支出都要精打細算。
從2011年的“雙獨二孩”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和2017年中國都迎來了超過1700萬的新生兒，其中有約一半是二孩。多了一個孩子，在喜悅之餘，更多卻摻雜着焦慮、抑鬱，還有高齡產婦這一獨特羣體所投射出社會的集體焦慮。而育兒、母嬰知識付費、早教等項目也在同時成爲投資窪地，造就了一樁樁蓬勃的生意。
育兒嫂需求爆發
今年30歲的姍姍還在說服老公同意生二孩並悄悄做起了打算——每天在跑3公里去醫院上班，包括值晚班時也會在醫院走廊跑步，以至於很多病人以爲她是急救科的。
在生孩子這件事情上，老公是絆腳石，母親是催化劑。這次決定備孕二孩，也是姍姍的爸媽極力主張的結果，他們願意每個月補貼3500元的奶粉錢和兩個人的全部精力，替她養二孩。
即便父母提供經濟助力，姍姍老公仍然不願意，因爲他們一個月有7500元的房貸和車貸，算上老大一年1萬元的學費和3-4萬元的各類興趣班，還有少量的家庭日常支出，一個月開銷平均下來在1-1.5萬元，這幾乎佔到了整個家庭收入的70%，如果再添上老二，不僅經濟壓力堪憂。他們目前的2居室將會擁擠不堪，孩子被父母帶回家也有可能。之前老大被帶回去半年，回來的時候對姍姍和老公產生了疏離感，很久不願意喊爸爸媽媽，這讓他們夫妻愧疚了很長時間，由於姍姍的老公從小在爺爺奶奶身邊長大，那種小時候的無奈他不想在孩子身上再來一遍。
“換房子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尤其是在比較好的學校附近購買。”姍姍所在的太原市，房價這兩年漲得太快，如今的住所是生老大之前雙方父母湊了大部分首付所購，這次換房只能靠自己，但又不能犧牲孩子教育費用或者再次遭遇分離之痛。
“房價就是最好的避孕藥”，攔在多數夫妻生二孩面前的，關鍵因素便是房子。這也是爲什麼二孩更多出生在住房壓力不大的低線城市。
姍姍位於三四線城市的表兄弟姐妹大部分在結婚時的標準就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的還靠父母之力早早擁有了兩套住房，生二孩時基本不怎麼考慮房產因素。
但姍姍覺得“如果意外懷孕了，就生”。按照她總結的，房子還能擠一擠，生二孩的還必須有兩個關鍵條件：錢和人，有錢養並且有人看孩子，她父母和公婆均在55-65歲之間且身體健康，老大幾乎是媽媽和婆婆輪流幫忙帶大的。她仔細算了一筆賬，其實年輕的公婆在這幾年爲他們省掉了一大筆帶孩子的費用，她從周圍打聽了一下，太原市場的育兒嫂價格並不低，稍有點經驗的就得3000-4000元，趕上父母的退休金了。不如趁着父母身強力壯，二孩的養育方式如法炮製，三年至少省掉12萬。
北京的幼兒園老師張帆就沒有姍姍這麼幸運了。
他們是幼兒園教師和軍人結合的夫妻，這樣的家庭性質幾乎決定了媽媽團帶娃的日常。從老大降生之前，張帆的媽媽就帶人帶錢陪女兒住在部隊分給他們的一間30平方米小屋，但媽媽爲了給張帆的弟弟帶孩子，幫張帆在家政公司請了一個育兒嫂，但沒想到，這位農村大姐的工資比張帆還要高，育兒嫂每月5000元，張帆4000元，多出來的1000元由張帆的媽媽承擔了一年。
三年過去，孩子上了自己所在的幼兒園，育兒嫂的工資也漲到了6000，本打算辭掉育兒嫂，以後自己帶閨女同進同出，不料張帆的肚裏已經懷了老二，再過2個月，她將迎來二寶。
但問題來了，育兒嫂有了想法，因爲6000元帶一個和帶兩個孩子是兩回事。張帆工資還停留在4500元的檔位上，育兒嫂大姐不指望在這家能撐到春節了。
據《北京青年報》今年10月報道，整個北京市對於二孩月嫂的需求快速增長，在價格普遍上漲的前提下，一些家政公司的二孩月嫂排期已經到明年五月。尤其是那些專門推出二孩月嫂項目的公司。例如，爲適應一個家庭要供養兩個孩子的特殊性，家政公司紛紛開始修改月嫂培訓內容，增加混齡遊戲、如何處理爭寵等內容。
包括月嫂在內的整個家政勞務市場都在激增。《中國家政服務業發展報告（2018）》在今年8月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主辦的一個會議上被髮布，該報告稱，中國家政服務業產業規模連續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長率。2017年全國家政服務行業營業收入達到4400億元，同比增長26%，從業人員達2800萬人左右，2025年預計這一數字將至5000萬人。
這種市場前景客觀上給了在張帆家有3年帶娃經驗的育兒嫂大姐更多自信，她已經開始和張帆鄰家的一位奶奶“眉來眼去”了，對方承諾給她出更高的工資帶孫子。
迎來二孩，也迎來了身心疲憊
同樣來自北京的王博宇倒是具備了房子、人、錢這些二孩必備因素，但“完全沒有想到女兒才上一年級功課就這麼多。”
她自以爲做好了生二孩的計劃，但現實還是快把40歲的她擊倒。王博宇生弟弟的時候姐姐還在讀大班，除了課外寫寫畫畫、暑假學學游泳之外，幾無學業壓力。但今年9月上了一年級，按照之前的計劃，女兒生活和學習由住在小學附近的外公承包，自己有了更多時間照顧弟弟，她所謂的更多時間，也只是早上6點上班之前，和晚上8點下班回來之後僅有的10個小時，在白天弟弟由育兒嫂看護，而育兒嫂的要求是，無暇顧及每天下午3點半就放學的姐姐。
讓她疲憊不堪的是，女兒的家庭作業又讓王博宇不得不每天晚上在女兒外公家輔導一個多小時的作業，這對於今年已經40歲的王博宇來說有點身心疲憊，她更不能指望今年50歲的老公，在生弟弟之前老公曾是最激烈的反對者。
在王博宇家，家裏能幫得上忙的老人只有自己65歲的父親，母親離世，婆婆年屆80且遠在南方老家，所以在生二孩這件事上，王博宇可以說是一意孤行。
“我生孩子的時候，同病房的產婦大多是40歲以上的。”今年34歲的成鑫說，這讓她驚訝於70後媽媽對於二孩的執着，她和老公都來自多胎家庭的子女，所以從一胎開始就期盼着全面二孩的政策，在2016年正式開放不久她就懷孕並在去年生了二孩。
但按照老公的理論，二孩寶寶給一個家庭帶來的不是1+1=2的疊加效應，而是1+1>2的複合效應。比如頭胎孩子來臨時，會變成整個家庭重心，二孩來臨則會讓家庭重新分工，尤其是父親角色一定要提前做好規劃。“我第一個準備就是換房，第二個想好誰來帶二孩，解決人的問題。第三主動承擔生活壓力。我主動承擔大寶更多的日常生活安排，包括接送、上興趣班等。”
一個沒做好準備的家庭，如果意外懷了二孩，陷入被動局面的情況很多，比如儘量不要再麻煩父母帶二孩，除非他們主動要求。因爲很多父母親經歷過第一個孩子的成長後，已經心力交瘁，有點招架不住，這也是他們反對的主要原因。
此外，他還幫着成鑫處理大小寶的關係，刻意地關注大寶的情緒、嘗試用鼓勵或獎勵的辦法引導大寶睡自己的房間等，來自多胎家庭的父母具有同理心，容易有這種提前預防意識。
“我觀察身邊的家庭，擁有二孩的家庭都是爸爸生二孩的意願更強烈一些。”劉博宇說現在有點後悔生了二孩，也爲此多次和老公吵過架，甚至想過離婚，工作上，也因爲生育耽誤了一次關鍵的升遷機會，以上種種，滿負荷運轉的她最近患上了偏頭痛症，這和她生女兒時的身體和心理狀態完全不一樣，如今她變得敏感、易怒，她的醫生朋友告訴她，這可能是二孩焦慮症，尤其是像她這樣的高齡產婦。在劉博宇冷靜下來的大多數時間，更多在想盡辦法去調解女兒的心裏壓力。對於不和弟弟住一起的女兒，多次表達出“弟弟搶走媽媽”、“討厭弟弟”等強烈的抗拒心理，女兒更不滿於自己只有週末纔會被接回家，最近她還以不上鋼琴課做要挾，如果不是媽媽送，她就不去。
消費升級，兒童培訓也在升級
實際上，鋼琴、舞蹈、跆拳道這些課程有時候是親子關係的潤滑劑。觀看、陪孩子練習的過程有時候是一種享受和精神上的奢望。
另一種奢望則出於經濟上的原因。上一節鋼琴課要多少錢？上一節擊劍和馬術課多少錢？劉博宇發現，鋼琴課已經不再是貴族課程的代表，更小衆的擊劍和馬術等傳統意義上的項目逐步平民化，吸引了更多的中產階級。
例如馬術項目，據《馬術》雜誌的發佈“2017年中國馬術行業發展狀況調查報告”，全國大約有42萬騎馬會員，61.83%是孩子，父母認爲這種運動可以培育孩子的品質、意志力等，因此比較願意持續性投入。
女孩子也不僅限於學跳舞、美術，成鑫的老公則要求自己一年陪女兒看40場兒童劇，“因爲看劇有益於女孩培養性格、陶冶情操。”
中國兒童產業研究中心預計，2018年中國母嬰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3萬億元，未來10年將保持 20%-30%的高增長率。2011年二孩首次放開後的那波孩子已經到了入學齡，仔細看2011至2017年的出生人口數量變化表，這背後的兒童產業經濟可能還將催生一批嬰童產業創業者。
數據服務平臺MobData 發佈的2017年的母嬰行業投融資數據顯示，早幼教案例佔比在42%，是這一行業最受資本青睞的類別。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增加至51%。
這樣的趨勢也滲透並帶動了低線城市兒童產業。
“我有兩個兒子，雖然有壓力，但我就是想赤裸裸地表達開心。”鍾老師這樣告訴界面新聞，他不在學校當老師，而是自己開設了美術培訓學校，去年擴大規模，增加了幼兒類、少兒類美術課堂。之所以這麼做，是他看到周圍的少兒英語、少兒舞美音樂等培訓機構發展迅速，即便在自己所在的連三線都有點算不上的城市，一些重視兒童教育的家長們不惜一年花2萬元給孩子報班。
鍾老師還有另一個依據，他注意到周圍同齡們幾乎一半以上都在準備或者已經生了二孩，除去像他這樣在經濟上沒有太多壓力的夫妻，很多不做生意的家庭幾乎都沒有太多的二孩壓力，多數人在當地擁有一至兩套房子，這樣的話，他們在兒童娛樂、教育、親子游等機構的花費就會增多，還會考慮家庭集體乘坐海上郵輪或者海外旅行。反過來，這些行業的潛在機會也一定大於其他行業。
從心理補償的角度講，家庭中的老大在孩童時代相對無聊的兒童教育設施，多數夫妻更樂於塞給二孩孩子一些在他們看來更有利於兒童成長的各類培訓、益智遊戲等。鍾老師如今又有了新計劃，想增加嬰兒游泳類項目，不同於傳統的嬰兒水上娛樂項目，他還提出將英語教學融入到嬰兒游泳項目中。
這些有創新、形式多樣的兒童產業催生了更多的機會，同時“催生”了二孩家庭的焦慮感，尤其是在精力和經濟上迫使新媽媽們跟上節奏，以免孩子輸在起跑線，但實際上這種焦慮感也反映在數字上，2017年的新生兒數量首次出現了下滑，比2016年少出生了70萬人口。
[特寫]後二孩時代的焦慮：教育要好，房子要換，金錢和人力的挑戰
文|趙曉娟 編輯|許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