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是一部在人民羣衆上百年集體創作的基礎上，進行整理、加工、創作出來的偉大作品。
南宋時，梁山英雄故事流傳甚廣。當時的畫家、文學家龔開的《宋江36人贊並序》稱：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畫家也執筆爲他們圖形繪影。
《水滸》最早的藍本是宋人的《宣和遺事》，它着力描寫了楊志賣刀、晁蓋等結夥劫生辰綱和宋江殺閻婆惜等事，對林沖、李逵、武松、魯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寫。宋元之際，還有不少取材於水滸故事的話本。在元雜劇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發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關水滸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創作《水滸》過程中，忠實地接受了人民的觀點，這是《水滸》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的思想基礎。
《水滸》歷史地表現了農民起義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深刻地揭示了階級壓迫是這場農民起義戰爭的社會根源。高俅等奸臣貪官對人民進行壓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衆復仇之火，逐漸發展爲燎原之勢。
小說熱情地歌頌了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宋江、林沖、魯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農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這次農民起義演變爲悲劇的內在歷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魯智深、阮小七等爲數不多的人反對招安之外，以宋江爲首的絕大多數人存在着濃厚的忠君思想，他們仇恨和反對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貪官污吏。[12]
因此他們的造反儘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卻不是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梁山起義的悲劇也正是表現了封建社會裏農民起義這樣一種無法超越的歷史侷限性。施耐庵如實地反映了農民起義本身這個不可克服的缺點，從而生動地描寫了梁山起義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而又轉爲失敗的全過程，深刻地揭示了農民起義的規律性。《水滸》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實的反映農民起義的偉大作品。
作品緊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題旨，刻畫梁山英雄。如作爲80萬禁軍教頭的林沖，經濟收入寬裕，妻子年輕美貌，家庭生活溫馨。這樣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決定了他安於現狀、怯於反抗的性格。面對調戲他愛妻的高衙內，雖然怒氣頓生，但礙於對方是自己頂頭上司高太尉的義子，只好忍氣吞聲地收回了那高舉的拳頭。
之後，高俅指使陸謙設計騙他的愛妻，並誘騙他誤入白虎節堂，他仍然忍氣吞聲。在充軍途中他受盡折磨，在野豬林裏險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與愛妻團聚。直到高俅指派陸謙等人，要在草料場將他燒死，才使他忍無可忍地殺了陸謙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滸》108個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樣”（金聖嘆語）。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鮮明個性的藝術典型。比如林沖、魯智深和楊志三人，都是軍官出身，是武藝高強的英雄，但他們的性格各異。林沖有如上述。魯智深慷慨直爽，疾惡如仇，敢做敢爲，這都集中表現在見義勇爲和愛打抱不平上。
爲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鄭屠，犯了血案，無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爲了救林沖，受高俅迫害，連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輾轉上了梁山。楊志跟林沖、魯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他的生活目的在於“一槍一刀，博個封妻廕子，也與祖宗爭口氣”。
當他失陷花石綱，丟了官時，仍沒有放棄向上爬的想法。他積極採取賄賂的手段，企圖恢復原來的官職。當受到樑中書賞識和提拔時，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門下做軍官。直到失陷生辰綱，生命受到威脅時，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畫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場時，首先通過肖像描寫，展示人物獨具的性格特徵，這是《水滸》刻畫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魯達第一次出場時，通過史進的眼睛看見：他是個軍官模樣，“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絡腮鬍須，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只幾筆就揭示出魯達這個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對行者武松，寫他“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徵。
《水滸》曲折動人的情節，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往往通過一個個場面展開、一個個細節描寫、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寫武松打虎的情節就是如此。第一個場面，寫他在景陽岡下酒店一連喝了十幾碗酒。接着第二個場面，寫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說：有大蟲傷人和三碗不過岡。武松懷疑店家用心不良，決計過岡。第三個場面寫他行數裏，看見剝皮樹幹上寫着有大蟲傷人等兩行字，武松將信將疑地仍繼續上岡。第四個場面寫他來到景陽岡上，看到山神廟前的印信榜文確信有虎。接着第五個場面才寫他在岡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這個場面中，老虎的一撲、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過，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樹上被折斷，他就勢按住老虎拳打腳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個個細節。這些細節在寫武松神勇的同時，扣人心絃地把情節推向高潮。
類似的事件寫出不同的情節，這也是《水滸》的顯著特色。如林沖買刀和楊志賣刀[16] 、武松打虎和李逵殺虎、武松殺嫂和石秀殺嫂、江州劫法場和大名府劫法場、以及林沖起解和盧俊義起解等等，事件類似卻寫出了完全不同的情節，顯示出生活豐富多彩和人物性格異彩紛呈。
《水滸》的結構是縱橫交錯的複式結構。梁山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的全過程縱貫全篇，其間連綴着一個一個相對獨立自成整體的主要人物的故事。這些故事自身在結構上既縱橫開合，各盡特色，又是整個水滸故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水滸》的這種獨具特色的結構，是民間藝人“說話”特色的具體表現。與之相聯繫的是《水滸》的語言，它在羣衆口語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保存了羣衆口語的優點，具有洗練、明快、生動、色彩濃烈、造型力強的特色。
《水滸傳》的成書，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據《東都事略侯蒙傳》：“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又據《宋史徽宗本紀》：“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擄獲。
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綱要》，宋代陳均的《九朝編年備要》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也都有類似的記載。還有的記載說宋江投降後曾參加過徵方臘之役。從這些記載裏，可以知道這支起義軍，人數不多（但也決不止36人），但戰鬥力很強，在羣衆中甚有影響，曾經給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脅。宋江等起義的年代大約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後三年多。
宋代說書技藝興盛，民間流傳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說書人採來作爲創作話本的素材，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有小說篇目《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這當是說的楊志、魯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頭孫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滸故事。
這是有關《水滸》話本的最早記載。南宋末有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序裏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並說在龔開之前有畫院待詔李嵩，曾畫過宋江等人像。但龔開的贊並未說故事內容。現在看到的最早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見《宣和遺事》），它或出於元人，或爲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認爲它是說書藝人的底本。
它所記水滸故事梗概，從楊志賣刀殺人起，經智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受招安平方臘止，順序和後世的《水滸》基本一致。這時的水滸故事已由許多分散獨立的單篇，發展爲系統連貫的整體。元代雜劇盛行，有大量的水滸戲出現，元雜劇和《大宋宣和遺事》所記水滸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義地點不同，雜劇說的是梁山泊，《遺事》說的是太行山；雜劇中已有“一百八個頭領”之語，《遺事》只提到了36將的綽號姓名；《遺事》中寫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雜劇中李逵是第13頭領，燕青是第15頭領。
凡此種種，可見在《水滸傳》成書以前，水滸故事在流傳中內容細節上頗有異同。這或者同在不同地區流傳也有關係。施耐庵正是把這些在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彙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才寫成這部優秀的古典名著《水滸》。《水滸》的故事最初起源於北宋宣和年間，從南宋開始就成爲了民間口頭文學的主要題材。流傳下來的根據說書人編成的話本中就有“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
手抄報三：關於水滸的作者爭議
《水滸》的作者據傳爲元末明初施耐庵，並由羅貫中加以潤色及編排，實際參與創作者跨越了從宋元到明末的數百年，包括了民間說書人、文人、書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積型的長篇文學作品。
關於《水滸》的主題，有多種說法，但其對農民起義者正面、客觀而不失理性的描繪，是其突破封建社會文學傳統的一大要素，也確立了這部作品以及後世白話敘事文學深厚的民間色彩。綜上所述，《水滸》的作者歷來有爭議，一種常見的說法認爲是施耐庵和羅貫中根據民間流傳宋江起義的故事所寫的。
郎瑛的《七修類稿》中曾經說過：“《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書本。”高儒《百川書志》記載：“《忠義水滸》一百卷。錢塘施耐庵書本，羅貫中編次。”李贄《忠義水滸敘》中提到作者時，說是“施（耐庵）、羅（貫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和王圻《稗史彙編》都記羅貫中作。
施耐庵（1296年-1371年），揚州府興化人（今江蘇興化人），原名施彥端，又名子安，字彥端，原名耳（一說名耳），別號耐庵。
有關施耐庵生平事蹟材料極少，蒐集到的一些記載亦頗多矛盾。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今江蘇省興化、大豐、鹽都等地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等，另有《興化縣續志》卷十三補遺載有《施耐庵傳》1篇，卷十四補遺載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誌》1篇。施耐庵故里江蘇興化新垛鄉施家橋村有墓園、紀念館。現有《施氏家簿譜》存世。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後裔，唐末施之常後人在蘇州爲家。其父名爲元德，操舟爲業，母親卞氏。施耐庵自幼聰明好學，才氣過人，事親至孝，爲人仗義。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舉人，至順二年（1331年）登進士。不久任錢塘縣尹，因替窮人辯冤糾枉遭縣官的訓斥，遂辭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駒場鹽民張士誠等十八名壯士率壯丁起義反元。張士誠敬其文韜武略，再三邀請他爲軍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樂土”的宏遠計劃欣然前往，爲張士誠獻了許多攻城奪地的計策。後因張士誠居功自傲，獨斷專行，親信佞臣，疏遠忠良，施耐庵幾次諫勸，張士誠都不予採納，於是憤然離開平江，並作《秋江送別》套曲贈予同在張幕的魯淵、劉亮等人。此後，浪跡江湖，替人醫病解難。
後入江陰祝塘財主徐騏家中坐館，除了教書以外，還與拜他爲師的羅貫中一起研究《三國演義》、《三遂平妖傳》的創作，蒐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爲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義的故事，爲撰寫《江湖豪客傳》準備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滅張士誠後，到處偵查張士誠的部屬。爲避免麻煩，施耐庵徵求興化好友顧逖的意見，在白駒修了房屋，從此隱居，專心於《江湖豪客傳》的創作。《江湖豪客傳》成書後，定爲《水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