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帶娃去吃一家很讚的春餅店。過年嘛，上菜比平時慢點挺正常，可是，隔壁桌等不及了，上演了一出讓人不太舒服的“大戲”：那桌有兩個老人、一個年輕人、一個媽媽還有她4、5歲的女兒，那女孩一身粉色薄棉襖很喜氣、齊耳劉海模樣乖巧，她沒吃多久就提早下了桌，拿着幾個氣球在我們附近轉悠，我女兒怕氣球，還出了被嚇哭的小插曲。
吵鬧大戲，出現在那桌快結賬的時候，先是其中一位老人，操着東北口音，表情不耐煩的絮叨着“太慢了，這餐館不行。”旁邊老人點頭應和，然後是小女孩的媽媽，叫來服務員訓話，“你們怎麼回事啊？我們都快吃完了，菜花到底什麼時候能上？！”
“在炒了，在炒了，很快。”話音還沒落，服務員跑向廚房。
沒過幾分鐘，這女人開始爆發：“服！務！員！給我過來！4分鐘了，什麼菜下鍋了還沒炒完？”
老人跟着叨叨：“就不該來他家吃！什麼都慢！”
女人繼續：“我就沒見過你們這樣的，給我退了！！5分鐘了，你們這是根本連菜都沒洗吧？！把你們經理叫出來！還跟我扯什麼扯？”
服務員也不爽了，“過年你沒看到這麼多桌嗎？”
“你還有理了？就你們這樣還做生意？！給我快點！7分鐘了！”女人又提高了嗓門。
這個時候，她女兒、那個4、5歲的小女孩，突然跟着喊了一句，特別大聲，聽呆我了：“給我！快！點！”表情認真懵懂，又透了點“狠”勁兒。想起前面我讓她把氣球放一邊、別嚇到妹妹、她乖乖配合的樣子，還真是判若兩人啊！
最後，這一家人在收銀臺爭執了半天，抹去了剛上桌的菜花費用，氣鼓鼓的走了。“再也不來你家！”人出去了，狠話得留下。
10來分鐘的大戲，看得我特別感慨，這一家子，真是不知道失與得、哪個更多啊！
在育兒這條路上，媽媽就像是導航員，平時給孩子灌輸再多的“交通規則”，一個路口違規操作，前面那90%的努力，就失效了大半。孩子的世界很簡單：“說，不如做。”一個好媽媽，從不會費力講什麼大道理，身體力行，就勝過千言萬語。
壞心情和壞脾氣都會傳染，那個最早催菜的老人，大概是這女人的媽媽吧，娘倆的語氣、表情實在是太像了，如果那個發脾氣的女人，從小在一個不催菜的環境中長大，她大概不會和母親如出一轍，可惜，原生家庭的烙印，正在蔓延到第三代……
也許那個女人很委屈，也覺得自己很正義：我來飯店消費，是來享受服務的，這服務不行，服務員態度也不好，我批評抗議幾句、表達憤怒，難道不對嗎？
可是，凡事都有個目的，大過年的，帶了老小，是來生一肚子氣的嗎？認真算筆賬，好心情和氣急敗壞討回的20元菜錢，孰重孰輕呢？
其實這樣的時刻，往往考驗一個人的修爲和止損的能力，假若問每一個當媽的人，大概我們都不愛看到，自己的孩子，將來在面臨工作、生活中無數不公、衝突的場景中，只會扯着脖子大喊、怒髮衝冠的樣子吧。
伸張正義維護規則，與合理表達控制情緒，並不矛盾。
美國心理學家Albert Ellis認爲，人的感受和表達，並不是由某個事件而引起的，而是我們看待它的方式，這就好比爲什麼，同樣是上菜慢，其他桌並沒有發脾氣，但那一家卻受不了。
掉進情緒的黑洞，往往是受了這幾種非理性思考方式的影響：
一、恐怖化：整個飯局都搞砸了！得到這種爛服務，我決不甘心！
二、應該化：這種人應該解僱！真是個混蛋！人人都不開心，我必須行動起來！
三、合理化：他們就是特別忙吧，是我多事了，別人都不說，唉，我幹嗎說。
前兩種，會讓人怒髮衝冠，恨不得大吵一架；後一種，會讓人特別委屈，憋到內傷。如果不認可上菜的速度、一些不公的現象，既不要當啞巴，也沒必要讓自己賠上所有的心情，與對方玉石俱焚。
Ellis建議，人們在不理智的時候，可以學習反制自己的想法：服務員上菜慢，我就要對此耿耿於懷、在孩子面前大發脾氣、把自己弄得過分沮喪嗎？
然後，選擇一種更好的思考方式，套用這個句式，練多了，很靈，會讓人平靜：“我想要……我希望……我可以……我決心……”
“我想要更好的服務，我希望上菜快一點，雖然沒有得到，讓人挺懊惱的，但我一定要特別生氣才行嗎？我可以找經理談一談，心平氣和的表達，讓他們提升服務和速度，但服務員對我的情緒和這個假期能施加多大影響，都由我來決定。我決心採取一點行動，然後好好享受這一天。”
我們的語言往往快過腦子，幾十年形成的思維定勢，更是難改。可是如今有了孩子，我更加覺得，需要去管理自己的情緒，越是在平時的小事中反覆練習修煉，越容易在大事發生時不驚慌，一個情緒平和的媽媽，是給孩子最大的禮物。
還記得抄襲事件嗎？我很慶幸，既表達了憤怒、沒有對社會不公緘默，也沒有賠上我的所有、陷入曠日持久的撕扯。
懂得止損，是一種智慧；溫和平靜，反而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