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漢字起源的舊說法有五種，即結繩說、八卦說、河圖洛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圖畫說。
結繩說：《北史·魏本紀》說：北朝魏的先世“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記錄了一些原始社會部落，在文字出現之前，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記錄下來。
過去亦有學者據《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論說，推斷“文字起源於結繩”。
八卦說：孔安國《尚書》序（屬僞作，但年代甚古）裏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河圖說：
《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玉版》：倉頡爲帝，南巡狩，發陽虛之山，臨於元扈洛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揭開此說的神祕面紗，不難發現，它真實的核心就是算數，能對照“九宮”算法。所謂“九宮”，在讖緯家來說，是八卦加上中央，合爲九（“五”位於中央，還可以和五行聯繫起來）；在術數家眼中，則其數橫、豎、斜偏、相加得數恆爲15。
倉頡造字：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聯盟的領袖，由於社會進入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階段，聯盟之間外交事務日益頻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聯共享的交際符號，於是蒐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倉頡的手上了。
“倉頡造字說”在戰國時即已流行。《呂氏春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后稷作稼。”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現代學者認爲，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佈者。
圖畫說：現代學者認爲：漢字真正起源於原始圖畫。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劃的圖形，很可能與文字有淵源關係。
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爲：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複雜。
王蘊智認爲，漢字體系的正式形成應該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系，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較快地成熟起來。
據悉，從考古發掘的出土文字資料來看，中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考古工作者曾經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這些符號都屬於早期文字系統中的基本構形，可惜這樣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大約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遺址等仰韶文化遺址的陶器外壁，已經出現刻劃符號，共達五十多種。它們整齊規劃，並有一定規律性，具備簡單文字的特徵，可能是我國文字的萌芽。
在距今約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遺址的陶器上，發現有更整齊規則的圖形刻劃，是早期的圖形文字。
漢字的數量並沒有準確數字，大約將近十萬個（北京國安諮訊設備公司漢字字庫收入有出處漢字91251個），日常所使用的漢字只有幾千字。據統計，1000個常用字能覆蓋約92%的書面資料，2000字可覆蓋98%以上，3000字則已到99%，簡體與繁體的統計結果相差不大。
關於漢字的數量，根據古代的字書和詞書的記載，可以看出其發展情況。
秦代的《倉頡》、《博學》、《爰歷》三篇共有3300字；漢代揚雄作《訓纂篇》有5340字，到許慎作《說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據唐代封演《聞見記·文字篇》所記，晉呂忱作《字林》有12824字，後魏楊承慶作《字統》有13734字，南朝時顧野王所撰的《玉篇》據記載共收16917字，在此基礎上修訂的《大廣益會玉篇》則據說有22726字；唐代孫強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宋代司馬光修《類篇》多至31319字，宋朝官修的《集韻》中收字53525個，曾經是收字最多的一部書；清代《康熙字典》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歐陽博存等編著的《中華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諸橋轍次主編的《大漢和辭典》有49964字；1971年張其昀主編的《中文大辭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編的《漢語大字典》有54678字；1994年冷玉龍等編著的《中華字海》有85000字。臺灣地區教育主管機關編撰的《異體字字典》第五版，內容含正字與異體字，共106230字，是收錄最多漢字的字典。
歷史上出現過的漢字總數有8萬多（也有6萬多的說法），其中多數爲異體字和罕用字。絕大多數異體字和罕用字已被規範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爾出現。此外，繼第一批簡化字後，還有一批“二簡字”，已被廢除，但仍有少數字在社會上流行。
如果學習和使用漢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萬個漢字的音形義的話，那漢字將是世界上沒人能夠也沒人願意學習和使用的文字了。但是《中華字海》一類字書裏收錄的漢字絕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歷史上存在過而今天的書面語裏已經廢置不用的字。據統計，十三經（《易經》、《尚書》、《公羊傳》、《論語》、《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數爲589283個字，其中不相同的單字字數爲6544個字。因此，實際上人們日常使用的漢字不過六千多而已。
在漢字計算機編碼標準中，最大的漢字編碼是臺灣地區的CNS11643，5.0版全字庫可供查詢的字共87,047個漢字、10771個拼音文字及894個符號。臺港民間通用的大五碼收錄繁體漢字13053個。GB18030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最新的內碼字集，GBK收錄漢字簡體、繁體及20912個，而早期的GB2312收錄簡體漢字6763個。Unicode的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則收錄漢字20902個，總數亦高達七萬多字。
初期的漢字系統字數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較大歧義。爲完善表述的明確性，漢字經歷了逐步複雜、字數大量增加的階段。漢字數量的過度增加又引發了漢字學習的困難，單一漢字能表示的意義有限，於是有許多單一的漢語意義是用漢語詞語表示，例如常見的雙字詞。漢語書寫的發展多朝向造新詞而非造新字。殷墟的甲骨文及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爲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手抄報三：漢字文化源流
漢字文化闡釋的新成果
當代漢字研究主要是三條研究路線，一是古文字的識讀，二是漢字構形的研究，三是俗字的考證。當代漢字文化的研究，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甚爲興盛，成果也較多；而本世紀的十多年，則相關研究似乎處於較爲停滯的狀態，成果不多。《漢字演變文化源流》的出版（以下簡稱《源流》）讓人眼前一亮。
《源流》是一部較大型的漢字文化的著作，共釋字840個，每個漢字成一篇短文，系統介紹該字之形音義的產生與發展、詞義演變與文化內涵，是一部高質量的漢字文化闡釋的著作。《源流》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其一 嚴謹的學術性與表述的普及性完美結合。
作爲一部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學術性是第一位的。表現之一是學術觀點的取捨。例如，“夭”，《源流》指出：《說文》以爲“夭者，曲也”，段玉裁更進一步以爲“安步則足胻較直，趨則屈多”，“凡行疾則屈腳疾”。《源流》指出，甲骨文“夭”字取象突出了人彎曲而有動感的雙手，故徐中舒謂“象人行走時兩臂擺動之形”。因此從古文字角度出發，《說文》與段注的解釋顯然是不對的。表現之二是凡引用他人觀點必註明出處，如上舉“夭”字取象，引用了徐中舒的觀點，就有腳註，還在該篇之末說到：“由於‘歹’作爲表義符號常與死亡聯繫在一起，故在摧殘、死亡、災禍這一層面的意義上，‘夭’字又可寫作‘殀’。”此語之下加腳註：“《玉篇·歹部》：‘殀，殺也。亦作夭。’《正字通·歹部》：‘殀，斷殺也。’釋天》：‘殀，害物也。’畢沅疏證：‘殀從歹旁，俗字當作夭。’”這一腳註不僅表明正文所說的“‘夭’字又可寫作‘殀’”是有根據的，同時也給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其二 語言文字研究與文化闡釋相得益彰。
《源流》以字立篇目，每字先辨形音，從《說文》及古文字出發，將其原初字形、原始意義一一道來，在此基礎上，對字形的演變、字義的引申與通假等一一進行梳理，使讀者對所解釋的每一個漢字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這是語言文字研究。所謂文化闡釋，則是在辨析漢字形音義的過程中，對與漢字相關的社會生活的發展、文化史的脈絡也一一加以說明。
其三 舊學與新知融爲一爐。
舊學是傳統，是根本，是一切有關古代文獻研究的基本功；新知則是新材料、新方法、新知識。《源流》將漢字形音義與漢字文化闡釋相結合，同時將舊學與新知融爲一爐。
漢字文化，博大精深。捧讀《源流》，追思往哲。該書主編李玲璞、向光忠兩位先生已經離開了我們，而參與編寫的作者大多是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者，正是語言文字學界的頂樑柱。我們有理由相信，漢字演變源流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相關研究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讀者還需要更多像《源流》這樣的優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