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一般指一種由父母或祖輩提倡並能身體力行和言傳身教，用以約束和規範家庭成員的風尚和作風。家風是一個家庭長期培育形成的一種文化和道德氛圍，有一種強大的感染力量，是家庭倫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體現。家風是家庭成員道德水平的集中體現。家風作爲一種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約束其成員，又能促使家庭成員在一種文明、和諧、健康、向上的氛圍中不斷髮展。
家風，如同一個人有氣質、一個國家有性格一樣，一個家庭在長期的延續過程中，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習和風貌。這樣一種看不見的精神風貌，摸不着的風尚習氣，以一種隱性的形態，存在於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員的一舉手、一投足，無不體現出這樣一種習性，這就是家風。可以將家風理解爲家庭的風氣，將它看作是一個家庭的傳統，是一個家庭的文化。
傳統作爲人類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沒有經過較長時間的過濾和沉澱，就形成不了傳統。家風作爲特定家庭的傳統，也是該家庭長時期歷史汰選、傳統沉澱的結果，是一輩又一輩先人生活的結晶。
極端地說，沒有家風，本質上也是一種家風。
家風有別於家庭世代相傳的道德準則和處世方法，它是一個家庭的性格特徵。雖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爲教化的資源，對家族子弟具有薰染影響、沾溉浸濡的意義，但家風是一種不必刻意教誡或傳授，僅僅通過耳濡目染就能獲得的精神氣質，具有“潤物細無聲”的意義。《魏書》卷九十一中的“漸漬家風”，就極爲生動形象地詮釋了這一過程。通俗地說，可以把家規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書，而家風則是經由長期教化後的結果。
舍小家顧大家
習仲勳爲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長期離家別子，體現了一個革命家“舍小家顧大家”的犧牲精神。1944年4月28日，經組織批准，習仲勳與齊心在陝北綏德結爲革命伴侶。新婚伊始，習仲勳就明確向齊心表示：從此以後，他們就休慼相關了。但是習仲勳不願陷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裏。婚後八年，習仲勳與齊心聚少離多，相去甚遠。兩人之間的溝通常常藉助書信，而書信裏的內容大多與革命有關，以至於被人稱爲“革命的兩地書”。
1952年秋，習仲勳因工作需要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當時，齊心帶着子女也從西安到北京安家。齊心先是到馬列學院學習，後留中央黨校工作。期間，既要照顧孩子，又要做好工作，兩頭兼顧，勞心勞力。但習仲勳從沒有想過爲了齊心省時省力照顧兩頭而利用自己的權力爲她調崗位、換單位。
2001年10月15日是習仲勳的88歲壽辰。當時，家人在深圳爲他舉辦壽宴。親朋好友歡聚一堂，唯獨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因公務繁忙而缺席。
習近平寫信向習仲勳拜壽。當女兒讀完習近平的拜壽信，習仲勳表示非常理解。他告訴在場的人：“還是以工作爲重，以國家大事爲重。”因爲，在習仲勳的心裏，爲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習仲勳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多次對子女們說：他沒給家人留下什麼財富，但給家人留了個好名聲。習仲勳以自己的身體力行，教誨子女做一個純粹的、有益於人民的人。
習仲勳堅持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風範將共產黨人的無私奉獻和中國人傳統的家教融爲一體，體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人間大愛，這正是當今時代需要大力弘揚的一種時代精神。
從小勤儉持家
2001年10月15日，習近平寫信祝賀習仲勳88歲壽辰。信中，習近平表示，希望從父親身上繼承和吸取的寶貴和高尚品質有很多，“學父親的儉樸生活”便是之一。習近平寫道：“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衆所周知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勤儉持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一美德在習仲勳家風中體現得尤爲明顯。
習仲勳出生於農民家庭，從小就養成了勤勞、節儉的習慣。住宅破舊了，習仲勳硬是不讓粉刷維修；公家配的沙發桌椅陳舊不堪，習仲勳遲遲不願更換；自己的布衣布鞋，習仲勳更是一穿再穿，補了又補；空閒的時候，習仲勳自己種辣椒、豆角等蔬菜。習仲勳自己艱苦樸素，也注意教育孩子從小養成勤儉的好習慣。他經常用“節約好比燕銜泥，浪費好比河決堤”、“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類的話語教育孩子，生活中隨手關燈、節約用紙、擰緊水龍頭、不浪費一粒糧食等，一切都習慣成自然。這種無聲的教育，讓子女們受益匪淺，個個繼承了父親勤儉持家的好傳統。
習仲勳一生勤儉樸實的作風，對子女、孫輩的影響甚大。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就提出了以勤儉節約、改進作風爲核心的“八項規定”；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也彰顯了“革命後代”淳樸的“紅色”本色。
夾着尾巴做人
習仲勳雖然勞苦功高，但他對妻子、子女的要求卻是“夾着尾巴做人”。習仲勳與齊心50多年相依相伴，兩人感情深厚，相濡以沫。然而，現實中，習仲勳對於齊心的單位、崗位、待遇等，從沒有給予特殊關照。齊心也牢記習仲勳的囑咐，“從不干預習仲勳的政務，從不給習仲勳添麻煩，更沒有因爲是習仲勳的夫人而自恃高貴，出風頭，生活上特殊化”。
作爲習仲勳的妻子尚且“夾着尾巴做人”，作爲習仲勳的子女更不能例外。
坦誠寬厚待人
習仲勳的高尚人格和獨特魅力，在於其克己奉公，在於其艱苦樸素，在於其以身作則，也在於其胸襟寬廣。習近平說習仲勳之所以受到廣大人民羣衆和中國各共產黨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爲他爲人坦誠、忠厚。
習仲勳自己也表示，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並一以貫之。這樣的例證不勝枚舉，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以及關鍵、敏感時期，習仲勳的坦誠、寬厚更是令人肅然起敬。
手抄報三：傳統家風特點
1、榜樣性
家風作爲一個家庭或家族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它的提出必須具有權威性和典範作用，亦即“榜樣性”。中國古代傳統家庭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存在於宗族之中，日常行爲受到族約的限制。族約的制定通常是由族內德高望重的長輩商討所得，裏面蘊含了這些長輩日久經年的爲人處世哲學，也兼顧了社會風潮和公平正義。這樣的族約無論是否以文字的形式出現，都有很強的“法規”性，家族內部成員出於對長輩的尊重和信任，會無條件地執行並延續下去。
然而，族約制定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能因爲族內優秀成員的誕生而改變；亦或是家族優秀成員誕生後再定立傳世的家規、家訓。
比如，司馬光著《家範》，就是家族內優秀成員誕生而改變族約的例子。司馬光其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其父司馬池官拜兵部侍郎、天章閣侍制（天章閣屬於翰林學士院，侍制是皇帝的藏書閣顧問。），這樣世代簪纓的詩書之家，定有家規、家訓。司馬光成爲司馬氏一族的代表人物後，撰寫《家範》，系統地闡述了家庭的倫理關係、治家原則，以及個人修身養性和爲人處世之道。至此，《家範》中的思想便成爲了司馬氏的家風。
再如，山東諸城東武劉氏家族，就是家族優秀成員誕生後再定立傳世的家規、家訓。劉氏家族原本鄉里布衣，世代爲農，是移民到山東的新家族。劉必顯是家中第一個進士，官拜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晚年辭官歸故里，致力於子孫的教育，立下了“當官清廉、積德行善、官顯莫誇、不立碑傳、勤儉持家、喪事從簡”的家訓。
自清順治年間劉必顯中進士算起，至道光末年爲止的近200年裏，劉家連續7代，先後科考得中198人，其中進士共計5世11 人，舉人共計6世35人，七品以上的官員73位，出任知縣、知府、道臺、學政、布政使、巡撫、總督、尚書直至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者皆有，其中最爲著名的便是劉統勳、劉墉父子。
2、社會性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風的存在必須是與社會風潮相適應的。自漢武帝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格外推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爲“八德”。“八德”作爲封建社會人們的行爲規範，普遍存在於家風之中。
在宋代，程朱理學興起、社會的變革動盪以及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入侵併未動搖百姓對封建思想的信仰，反而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在“八德”的基礎上延伸出“烈”這一品格。故而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這樣的家風在社會上普及。到了明代，陽明心學引領風氣之先，“知行合一”的思想影響深遠，直至今日依然有指導意義。由此可見，家風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在社會主流思潮的影響下，家風可能被重新釐定。
3、傳承性
“世代相傳”和“生活作風”是家風的兩個重要標籤，家風的傳承性很大程度體現在生活作風上。生活作風可以分爲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並不能完全割裂開。價值認同是生活方式的思想指引，生活方式是價值認同的表現形式。價值認同是家風得以傳承的基礎，家族的世世代代都認同祖先的價值觀，纔會踐行那樣的生活方式。
比如，清正廉潔是一種價值觀，而勤儉持家便是這種價值觀在生活方式上的體現。當然，許多家風、家訓並不會將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區分得非常清楚，因爲簡單明確的表達更利於流傳。這種簡單明確還體現在對典籍的高度概括上，往往幾個字就濃縮了一個思想或一種道理；同時又必須是接地氣的表達，因爲家族中文化程度不同，若寫得艱深拗口，則不易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