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的擴大，通過幼兒的早期教育投資被轉嫁到了教育領域，由此加劇社會不公與板結該怎麼辦？
有這樣一件事情你可能並不會意外：平均而言，有錢家人的孩子在學校裏比中產階級或貧困家庭的孩子表現更好。平均而言，在富裕家庭長大的學生比較爲貧困的學生學習成績更好、標準化考試分數更高，參與課外活動以及擔任學生領導崗位的機率也更高，高中畢業率和大學的入學率、畢業率都更高。
無論你是覺得它極度不公、可悲卻不可避免，還是認爲它顯而易見且沒有問題，這種現象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了。這在大多數社會裏面都是事實，美國也是如此。而新近才發生的，是過去的幾十年間，在美國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之間教育成就的差距有了顯著的增加。其表現之一是窮學生和富學生在過去50年的標準化數學和閱讀考試的分數。我比較了十幾個在1960年-2010年之間進行的大規模全國性研究的數據，發現如今考試分數的貧富差距大約比30年前加大了40%左右。
爲了使這一趨勢具體化，可以看看兩個孩子，一個家庭收入16.5萬美元，另一個1.5萬美元。這兩個收入水平在美國國民收入分佈中分別排在前90%和前10%，也就是說，如今美國有10%的孩子成長於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家庭，另外10%的孩子則在收入超過16.5萬美元的家庭中長大。
在20世紀80年代，在一場滿分800分的SAT規模的考試中，上述兩個孩子的考試分數平均相差90分；而如今則是125分。要知道現在在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之間，考分平均差距是70分，貧富造成的分數差幾乎是種族分數差的兩倍。家庭收入是比種族更能預測孩子將來能否在學校裏成功的指標。
同樣的模式在其他更加具體的教育成就評估方式中也非常明顯，比如完成大學學業。密歇根大學的經濟學家瑪莎·貝利（Martha J. Bailey）和蘇珊·第納爾斯基（Susan M. Dynarski）進行了一項研究，她們發現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大學本科學位的比例在20年間增加了18個百分點，而貧困學生則僅僅增長了4個。在更近的一項研究中，我和我的研究生髮現，2004屆的高中畢業生中，有15%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進入優秀大學或學院就讀，而只有不到5%的中等收入和2%的低收入家庭學生也做到了這一點。
這些擴大的差距並不僅限於學術成就方面：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他的同事進行的新研究表明，在學生參與體育運動、課外活動、志願者工作和教堂活動方面的貧富差距也有大幅增長。
學校能使孩子擺脫貧困嗎？
2013年4月，1.4萬多名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學者齊聚美國舊金山，參加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ERA）的年度會議。今年的主題是：學校能使孩子擺脫貧困嗎？
儘管這幾十年來美國教育危機的情勢越來越嚴重，教育改革的浪潮經歷了一波又一波，我們還是在談論這個議題。不管學校裏一直在做什麼，並沒有減少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之間的不平等。
瞭解這些教育差距不斷擴大的方式和原因，也就知道了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爲了找出這答案，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和其他學者一起研究歷史數據。我們的這項研究的結果與大多數人想的都不大一樣。
過去30年中最明顯的變化，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考試分數提高得非常之快。在1980年以前，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學習成績上對中產階層學生無甚優勢可言，學業上的社會經濟分化大部分是出在中產階級和貧困家庭之間。但現在，富孩子拉開中產階級孩子的程度，差不多有中產階級的孩子領先於窮孩子那麼多。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富裕階層的資產累積速度遠遠超過中產階級，同樣，教育成就的大部分增益也都累積到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身上。
在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之前，先要消除一些誤解。
學業差距不斷擴大，是因爲富人的孩子準備得更好
學業成就的收入差距在不斷增大，其原因並不是因爲貧困學生的考試分數在下降，也不是因爲學校的辦學水平在下滑。實際上，美國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也即所謂的全國成績報告單（Nation’s Report Card）的平均考試分數從1970年起就一直在提高——數學是大幅提高，閱讀則是極緩慢的提高。平均來說，今天一個9歲孩子的數學能力與其父母11歲時相當，僅僅在一代的時間裏就有兩年的提高。閱讀能力的進步沒有這麼快，年紀較大的孩子進步也沒有這麼大，但完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過去30年間任何年齡或經濟羣體的平均考試分數有所下降。
在學業成就方面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並不是種族差異擴大的結果。在過去20年中，黑人和白人之間、西班牙裔美國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之間的成就差距已經慢慢縮小，這些趨勢使得較高收入和較低收入學生之間的差距沒有被進一步拉大。如果只看白人學生的考試分數，在這個人羣當中也會發現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之間同樣也存在着越來越大的差距。
看起來可能跟想得不一樣，但學校似乎並沒有在高低收入學生的分數差上面產生多大影響。這樣說是因爲，窮孩子和富孩子在幼兒園的入學考試時分數差距還很大，但在高中考試時這個差距就只有不到10%了。有一些證據表明，高低收入的學生成就差距其實在第一學年開學頭9個月裏會縮小，但在夏季又會再次擴大。這種區別對待當然存在——但學校在加大貧富差距的作用方面似乎比傳統以爲的要小。
如果不是這幾種原因，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歸根結底：學業差距之所以在不斷加大，是因爲富孩子越來越多地在進入幼兒園之前就比中產階級的孩子做好了更多的準備。這種準備上的差距一直從小學持續到高中。
我的研究表明，對此現象的部分解釋是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也許你已經知道了，在過去30年間，富人的收入增長率比中產階級和窮人的都要快。物質上的充裕幫助家庭成員給這些年幼的孩子們提供了認知上的刺激體驗，因爲錢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家庭環境、讓家長有更多時間給孩子讀書、獲得高質量的保育和學前服務比如有輔導入學考試的家教，或者自己充當家教的時間——在紐約，一個4歲的孩子會接受測驗決定是否進入高才班就讀。
富人正在把錢花在不同的地方
但不斷增大的收入差距，頂多也只能解釋問題的一半。學業貧富差距關鍵不是富人有了更多的錢，而在於他們花錢的方式變了，而這纔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
高收入家庭不斷把他們的資源，比如錢、時間和怎麼才能在學校裏表現更好的知識，投入到孩子的認知發展和教育成就當中。他們這麼做是因爲教育成就在如今變得比過去重要得多，即使對富人來說也是如此。
大學本科學位已經不再能夠確保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了，甚至連咖啡師都不行。父母們現在一早就在孩子的認知發展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帶孩子參加活動，讓他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擁有更多的父母能夠投入的也就更多，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而有錢的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投入了更多的金錢和普特曼所說的“晚安睡前時間”。再來看中產階級和貧困家庭的父母，就算他們也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他們投入的速度和深度都比不上富人。
經濟學家理查德·默南（Richard J. Murnane）和格雷格·鄧肯（Greg J. Duncan）的報告指出，從1972年至2006年，高收入家庭增加了150%的開支；而同一時期，低收入家庭在這方面的投入則僅僅增長了57%。同樣，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增長速度的兩倍，自1975年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其增長速度是學歷較低的父母所花的兩倍。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經濟學家蓋瑞·雷米（Garey Ramey）和瓦萊瑞爾·雷米（Valerie A. Ramey），把這種幼教投資的不斷升級稱之爲“幼兒競爭”（Rug Rat Race），這很好地描述了這樣一種不斷加深的認識，即早期的童年經歷對贏得終身教育和經濟競爭至關重要。
如何解決教育貧富分化？
目前還尚不清楚對此我們應該做什麼。部分原因是因爲有關公共教育的討論多集中在錯誤的責怪對象上：我們指責失敗的教育和窮人的行爲該對這一趨勢負責，而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不斷深化的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行爲上面。
我想，沒有及時跟進是因爲不熟悉問題的本質——在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之間不斷加大的教育差距。畢竟，在過去50年的大部分時間，涉及教育不平等的全國性對話一直都幾乎無一例外都集中於減少貧困和中產家庭之間的教育成就不平等，而其依靠的措施也是像“開端計劃”（Head Start Program）這樣面向貧困人羣的學前教育項目。
我們幾乎沒有想過考慮一下有錢人都在幹什麼。除了持續討論不斷升高的高等教育成本是否會將中產階級擠出高校門外，我們就沒怎麼談論經濟學家所說的教育“上尾不平等”（upper-tail inequality），更不用說成功削弱它了。
與此同時，不僅僅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得比中產家庭的孩子要好，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幻意味着在學校裏成功對於將來經濟上的成功愈加必要。這將導致美國社會越來越缺乏流動性，而這一趨勢又將反過來加重不平等的現象，這種相互強化着實令人擔憂。
我們需要開始討論這件事情。不過，說也奇怪，教育貧富差距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一線希望：如果家庭收入和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能夠改變地如此之快，就表明其模式並不是固定的、無可避免的。能變一次就能變第二次。政策的選取也就變得更加重要。
那麼，如何建設一個這樣的社會，人們的教育成就和家庭背景之間沒有那麼大的關聯？或許，可以學習富人的做法，社會整體下大力氣增加孩子受教育的機會，從出生的那天起開始。兒童早期的教育投入在社會分層上的回報是巨大的。這意味着投資發展高質量的保育和學齡前教育服務提供給中產階級和貧困人羣。同時，招募和培訓一批技藝精湛的學前教師和保育工作者。這些都不是什麼新概念，但我們必須停止爭論這些措施有成本有多貴、實施起來有多困難，然後硬着頭皮幹下去。
但這樣還不夠，在擴大和改善學前教育和保育服務方面我們還需要投入更多。近來有很多關於投資師資力量，“提高教師水平”的討論，而提高父母養育子女的水平和改善兒童最初期的環境可能比這個還重要。讓我們在父母身上投入更多，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培養他們的孩子。
這就需要找尋方法去幫助父母，使其本身變成更好的教師。這或許會涉及到支持職工家庭的戰略，這樣他們有才更多時間給孩子讀書。還有擴大“護士家庭合作計劃”（Nurse-Family Partnership）那樣的項目，這類項目在幫助單親家庭教育其子女方面已被證實有效；同時，還需要支持研究，使其爲單親父母開發新的資源。
或許，還需要更多的商業和政府支持，提供更長的產假和陪產假假期以及幼童照管服務，以使中產和貧困家庭獲得一些富餘家庭孩子享有的早期學業干預。最根本的一點，這意味着更新仍舊盤繞在我們腦中的觀念——教育問題不該由學校獨自解決。
在確保孩子在幼年早期獲得認知刺激體驗方面做得越多，就越不用擔心學校教育失敗。而這還將使學校可以集中精力傳授技巧——如何解決複雜問題、如何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如何合作，這些都是對一個增長中的經濟體和充滿生命力的民主政治結構而言必不可少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