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乙方已爲四年級學生，具備充分的理財能力，在二年級的《零用錢協議》的基礎上，雙方達成補充協議……”10月10日，一位律師母親和10歲兒子，成了一份協議裏的甲方乙方。五年間，母子倆共簽了四份協議。
“基於乙方已爲四年級學生，具備充分的理財能力，在二年級的《零用錢協議》的基礎上，雙方達成補充協議……”10月10日，一位律師母親和10歲兒子，成了一份協議裏的甲方乙方。五年間，母子倆共簽了四份協議。
“做了多年的律師，看過太多缺乏法制觀念和契約意識的例子，希望讓他明白，這個世界上還是有規則這種東西。”孩子的母親呂遠霞說。
呂遠霞的做法給孩子帶來了一些影響：和借錢的同學籤協議，在外用餐保留小票“作爲食物中毒以後維權的證據”，把母親派給他的活“外包”給他人賺差價，看判決書寫“觀後感”……
兒子主動提出籤協議
10月10日，身爲廣東東莞一家律所合夥人的律師呂遠霞和10歲的兒子小明（化名）簽訂了一份協議。在這份《零用錢補充協議書》中，母親呂遠霞是甲方，兒子小明是乙方，雙方約定甲方每月10日向乙方發放零用錢20元。
協議爲乙方獲得零用錢設置了一些條件，比如當月零投訴，包括家長、學校、親戚等人的投訴，投訴一次減扣1元。雙方在協議中約定了零花錢具體的使用範圍，超出5元的金額使用需告知甲方。而乙方單科成績排前三，可以額外獎勵10元。
此外，協議還特別規定了發生爭議時如何處理：應友好協商，如無法協商，提交上一級長輩決定處理。與一般的協議一樣，一式兩份，雙方簽字並摁了手印。據小明介紹，由他保管的那份被他壓在了寫字板下面。
這份零花錢補充協議，是小明主動提出要籤的。小明告訴記者，起因是“錢不夠花”。
簽訂這份協議的過程有些波折。10月10日，呂遠霞將新的協議打印好交到小明手裏，小明一看，卻大呼不對——他認爲，新的補充協議比二年級版的協議還要嚴格，不願簽字，並稱“還是用二年級的版本好一點”。
母親故意“使詐”被識破
實際上，這並非母子倆第一次簽訂協議。記者注意到，補充協議和之前的協議相比，約定發放的零花錢金額並沒有增加，依然爲20元，而乙方獲得零花錢的條件增加到了4條。不過，補充協議中，額外獲得零花錢的渠道也相應增加。
呂遠霞告訴小明，協議在之後還可以另行商定，如果表現得好，父母在給予零花錢的時候會考慮給更多，在以後的家庭會議裏三分之二人表決通過的話，還可以加到一百元。小明這才同意簽字。
在這個過程中，小明問呂遠霞，爲何甲方簽字下方的日期是10月19日。呂遠霞一聽，有些欣慰，她有意耍的一個“花樣”被小明看出來了。她向小明解釋，協議約定每月10日發零花錢，如果兩個人簽字的時間都在10月10日，那麼當天她就要給錢，而如果她的簽字時間在10月19日，那麼她只用下個月再給錢。
呂遠霞告訴記者，她想教育孩子兩點，一是簽字之前一定要仔細地閱讀文本，第二是協議裏每一個細節的不同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利益。
五年簽了四份協議
最早的一份協議簽訂於2013年，那一年，小明5歲，還在上幼兒園。
據呂遠霞回憶，小明當時非常調皮，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想到小明當時迷上了《愛探險的朵拉》和《熊出沒》兩部動畫片，她心生一計。呂遠霞告訴小明，如果想看電視就要答應她提出的一些條件。“他問什麼條件，我就把準備好的協議讀給他聽。”
他們就簽下了第一份協議。記者注意到，協議中，週六看《愛探險的朵拉》和《熊出沒》被定義爲甲方（小民媽媽）給予的“優厚福利”，如果乙方（小明）未按規定完成作業、沖涼後沒有自己疊衣服或是在幼兒園沒有遵規守紀，將被取消這一“福利”。
2015年9月，隨着小明開始上小學，他和呂遠霞之間簽訂了第二份協議。記者注意到，與之前的協議不同的是，新增了“晚上看書學習可以獎勵”等和學習有關的規定。在滿足條文上載明的要求後，小明將被獎勵數量不等的“星星”，如果違規則將被扣除“星星”，每週達到一百顆星星後，可以“滿足一個願望或者獲得一份神祕禮物”。
幾份協議的文本越來越長。2016年11月的一天，二年級的小明向家裏人“吐槽”，不能只是拿“星星”得神祕禮物，還希望擁有零花錢，於是雙方就簽訂了《零用錢協議書》。和以往不同，小明對這次的協議提出了不少看法，在具體金額上，小明說15到20元錢都行，於是最終定爲20元，此外小明還主動提出，如果學習成績優秀，能否額外獎勵零花錢，於是最終新增了一條“可根據乙方在學校表現給予額外獎勵，如果表現一直優異每月零花錢不低於50元”。
孩子與同學簽了借款協議
在呂遠霞看來，她的這種教育方式在生活細節上給小明帶來了影響。“他在選購商品的時候會盯住產品保質期，因爲我和他說過，售賣超過保質期的食品，要賠十倍賠償。”呂遠霞介紹。
小明還將籤協議的做法帶到了學校。小明告訴記者，自己和同學曾簽過一次協議，“簽字確認”，對方向他借了10元，協議裏沒有約定利息和還款期限。不過，同學的這筆錢至今沒有還給他，而他也把這份協議搞丟了。
據呂遠霞回憶，寒暑假時她還會喊小明來律所“實習”，有一年，她向小明許諾，整理一個檔案就支付5元錢的“實習工資”。沒想到，小明轉頭讓前臺文員幫忙，並表示向前臺文員支付3塊錢。回憶起兒子的舉動，呂遠霞語氣裏有些自豪：“他就是這樣，有自己的想法，很有個性”。
在壓歲錢問題上，小明也有自己的想法。到了小明小學二年級那年春節，小明不同意將壓歲錢交給父母，向呂遠霞提出，這是他的個人財產，不能沒收。“那你在我家吃住，也要繳納一定的生活費啊？”呂遠霞反問。沒想到，小明回答“把我生出來就必須養我”，並稱這是父母的撫養義務。最終呂遠霞開了一張銀行卡專門存壓歲錢，並計劃等孩子成年後交給他。
呂遠霞還回憶說，2017年六一兒童節前夕，她帶小明去餐館吃晚飯，結完賬後小明將小票拿過來，揣進口袋。這個舉動引起了呂遠霞的注意。沒想到，小明在詢問之下竟解釋，“如果發生食物中毒，這張小票裏寫了菜譜和就餐時間，是證據。”
律師母親：
讓兒子明白做人做事要講規則
“希望我兒子這代人都能真正理解什麼是法治。”呂遠霞表示，做了多年的律師，自己看過太多缺乏法制觀念和契約意識的例子，很多人不講規則，面對白紙黑字的合同也不願意承認。
她告訴記者，和孩子簽訂協議只是其中一種教育的手段。“如果是嚴肅地寫一個協議，應該約定有效的期限是多久，不過協議裏沒有寫進去，因爲我們相處得挺融洽，要修改的話可以立即商定。”
呂遠霞表示，這麼做是希望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讓他明白“這個世界上還是有規則這種東西”。她希望孩子明白，如果按照約定完成任務，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東西，如果他違反了約定，就要對自己的行爲負責。
10歲兒子：
協議裏應增加“給媽媽的任務”
此外，小明還到他媽媽的律所看判決書並寫了“觀後感”。其中一起案件中，原告在別人建到一半的房子裏撿紙皮箱摔成重傷，法院判建房者承擔三成賠償責任。
小明認爲，法院的判決“有點不對”，並列出了“建房子的人完全不知道有人進來”等理由。此外，他還在觀後感中這樣寫道：“我覺得法律跟我理解有點不一樣，有時候我們認爲的，法律不一定認爲，有時候我們不認爲的，法律也不一定不認爲。”
而對於最近簽訂的這份《零用錢補充協議》，小明似乎還有些不滿意。“明明少了很多（零花錢）！”他說。“少了很多還要和你媽媽籤？”記者反問。
“這個要改。”他這樣回答並告訴記者，自己後來也想過在協議里加一些“給媽媽的任務”，如果沒有完成也要懲罰，比如晚上九點前沒回家的話就要交5元錢，“上次籤的時候沒想到。”被問及協議裏有許多條條框框，會不會覺得媽媽“管太寬”，小明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小時候最初簽訂的幾份協議已經失效不作數了。
“那你覺得和媽媽籤的這個協議，會像大人之間籤的協議那樣真實有效嗎？”面對記者的問題，小明回答說：“肯定有效，簽了之後纔給錢。”
教育專家：
避免讓協議成爲簡單的“條件交換”
獨立兒童工作顧問楊海宇認爲，約法三章、用規則來約束孩子是很好的嘗試，有助於幫助孩子建立規則意識，但是簽訂協議應該是平等的，而且簽訂合同需要有民事行爲能力，不能和養育的過程簡單等同。
楊海宇認爲，應該儘量避免讓協議的簽訂成爲簡單的“條件交換”。
“如果過於看中契約，孩子可能會更習慣條件交換，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很多時候是沒有條件的。比如互助、相互之間的支持，還有文化習俗等。”
楊海宇表示，完全的條件交換在社會上很難行得通，社會的運作規則並不完全只靠一紙合同，長此以往和他人的關係會不太好處。
此外，他還認爲，家長結合自己的職業特點，窮盡各種手段教育孩子，這種意識非常好，而且不管是否用協議，在家庭中建立規則都很有必要。不過，他同時指出，設置規則時儘量避免物質激勵，比如可以承諾提高孩子在家庭中的決策地位，在家庭決策中加重孩子的權重，讓孩子有成就感，以此作爲一種激勵。
教育學者、21世紀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表示，這只是各種教育方式的一種。“家長和孩子達成契約，這種做法在國外的家庭中並不少見。而且校規其實就是一種契約，只不過沒有讓孩子簽約而已。”
熊丙奇也認爲，這種做法將各種獎懲規定通過契約的方式確定下來，有助於培養孩子遵守契約、遵守承諾的意識。他特別強調，通過這種方式教育孩子，應當注意規則要清楚、程序要分明、承諾要兌現，否則會有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