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稱《西行漫記》，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很強的報道性作品。作者真實記錄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以延安爲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進行實地採訪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真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是斯諾筆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作者簡介
《紅星照耀中國》(原名《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父親開了一家小印刷廠，家裏過着小康生活。父親要他也從印刷業開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爲世界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爲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寫作經歷
作者於1936年6月至10月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根據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斯諾作爲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並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
斯諾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談話，蒐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第一手資料。此外，他還實地考察，深入紅軍戰士和老百姓當中，口問手寫，對蘇區軍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風俗習慣等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四個月的採訪，他密密麻麻寫滿了14個筆記本。當年10月底，斯諾帶着他的採訪資料、膠捲和照片，從陝北迴到北平，經過幾個月的埋頭寫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名爲《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的報告文學終於誕生。
出版發行
由於斯諾在西北紅色區域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的探索和報道。《西行漫記》先後被譯爲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該書不斷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爲享有盛譽，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就是斯諾回來後寫的關於紅色中國的新聞報道集，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集。以後，此書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十年間幾乎傳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暢銷書。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孤島上海問世。考慮到在敵佔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的緣故，譯本改名爲《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轟動了國內及海外華僑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難以計數的該書重印本和翻印本。國民黨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先後查禁的這類著作達十幾種。
1938年7月，美國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訂版。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印行，1938年的版權，精裝漆布封面，書的高乘寬是24乘16釐米。封二與環襯相連的是一幅中國地圖，圖中詳細畫出紅軍長征路線。封三和環襯印的也是一幅地圖——中國西北地圖，實際是1938年國共雙方控制區域圖。此書環襯鈐有多枚橢圓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美國版經過斯諾修訂增補，文字與復社版不同，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後，中國政治鬥爭越演越烈。斯諾的書繼續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國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記》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根據復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爲內部讀物，限於內部發行，這還是因爲新中國成立後斯諾第一次訪華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行漫記》也難逃劫，被加蓋嚴控之類印記，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書庫中，禁止借閱。
1979年12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董樂山根據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翻譯的中文本《西行漫記》，胡愈之爲該重譯本作了序，該譯本還收入了1938年斯諾爲復社的中譯本作的序。
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推出。該版還插入如今很難覓見的從1937年、1938年、1939年三版《紅星照耀中國》中遴選出的數十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及書末所附譯者董樂山撰寫的《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等三篇文章。
2018年2月，該書中文版已誕生整整80年。新版《紅星照耀中國》銷量已高達300萬冊。新版《紅星照耀中國》推出20個月來，創下了銷售奇蹟，也是人文社首部一年內碼洋過億元的書，更是國內出版界2017年頭號爆款圖書。新版《紅星照耀中國》至2018年2月已加印31次，一年內發貨碼洋達1億元，一本書就爲人文社盈利2000多萬元。 [1]
2018年8月，長江文藝出版社重磅推出了由斯諾基金會官方授權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此書根據《紅星照耀中國》定版翻譯而成，是經過斯諾基金會官方認證的中文譯本。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在政治意義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在報告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也成爲同類作品的典範。人物刻畫、環境描寫以及敘事的角度幾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出版後，在中國同樣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箇中國青年因爲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10 月，《紅星照耀中國》首先在英國出版，一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10萬冊以上。世界輿論普遍認爲這是一個傑作，標誌着西方對中國的瞭解進入一個新時代。美國曆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的調查說明，作爲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的主要來源，《紅星照耀中國》僅次於賽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國人第一次真正瞭解中國老百姓，而《紅星照耀中國》則使西方人瞭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裏得來的。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於有了這一種思想武裝，使得一批青年，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羣衆性的鬥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征實際上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讚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着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紅星照耀中國》的另一魅力，在於描繪了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韌不拔、英勇卓絕的偉大斗爭，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他面對面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結下了或淺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毛澤東。斯諾準確地把握到毛澤東同以農民爲主體的中國民衆的精神紐帶。沒有人比毛澤東更瞭解他們，更擅長綜合、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意願。這將深刻地制約着以後數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這樣，斯諾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發現了一個“活的中國”，對普通中國百姓尤其是農民即將在歷史創造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確的預言，他發現了隱藏在億萬勞動人民身上的力量，並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手抄報三：紅星照耀中國評價
“讓人覺得很溫暖”、“非常可愛”。許多年輕讀者還坦言，讀這本書是因爲選入了課本，但細讀下來發現別有洞天。一位學生在網上書店留言，“完全是被迫買來讀的，不過考試之後又自願讀了一遍，覺得挺有趣的。”另一位學生坦言，“一開始覺得晦澀難懂，後來發現越看越好看，這本書客觀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經過，給人以一種自豪感。”還有讀者說，“讓我想起了近兩年很紅的《尋路中國》作者、美國作家何偉，莫名有種傳承迭變感。說實話，這本書比電視劇出彩得多。”
關於最新的一輪《紅星照耀中國》熱潮，陝西省中美文化研究會會長、斯諾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認爲，這與國內外的中國熱、毛澤東研究熱有很大關係。“2018年，《紅星照耀中國》創下銷售300萬冊這個新紀錄，說明我們沒有忘記斯諾，說明中國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孫華認爲，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其實都在學習以往寶貴的經驗，如‘以人民爲中心’、‘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首要的目標。”他認爲，許多讀者正是通過這本書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走過的路，深刻領悟到什麼是“不忘初心”，讓他們心中點燃了希望，對現在、對未來充滿了自信。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從位於中國版圖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一項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壯舉——長征。這一歷時長達兩年多的征途接近尾聲時，迎來了一名外國記者。
這名當時30歲出頭的記者，後來回到北平，寫下了遊歷“紅色中國”的所見所聞所訪，轟動西方，也轟動了全民族抗戰一觸即發的中國。這名傳奇的旅行者名叫埃德加·斯諾，美國堪薩斯城人，他用英文寫下的新聞報道彙集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文字，7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暢銷不衰。
2014年是長征80週年，在中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之際，人們只需打開電子書，用手指輕點，花不多的錢就可以下載《紅星照耀中國》或者是它的中譯本《西行漫記》。
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副主任、祕書長孫華說，其實已經無法統計“紅星”在全球的出版發行總數了，僅中譯本就有10多個版本。
但即使如此，在世界各地出版的“紅星”都很難與在中國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內珍藏的那一本媲美。
宋慶齡促成斯諾“西行”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發行，一個月內就增訂到了第五版。此時，斯諾正在上海，他將一本1937年版的“紅星”贈予宋慶齡，並在扉頁上用英語寫道：“送給勇敢的革命家宋慶齡同志，你是中國第一位鼓勵我寫作此書的人，而且是此書的第一位讀者。書中的不妥之處請見諒。”
現如今這本珍貴的“紅星”依然陳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內。連同展出的還有斯諾當年在陝北時拍攝的黑白照片——毛澤東的經典肖像、毛澤東與賀子珍在陝北的合影、留着鬍鬚的周恩來騎在馬上……
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研究專家孫娟娟告訴記者，追溯到紅軍長征前3年，1931年9月，斯諾就以《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身份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他們在一家巧克力店裏從午間暢談到晚餐時分，不久後斯諾第一次受邀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愛路兩層樓寓所（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拜訪。
歷史學家認爲，斯諾與宋慶齡的友誼後來很大程度上成爲決定性因素，宋慶齡促成了斯諾前往陝北，並順利採訪了“紅色中國”。“紅星”成書於當年北平城的未名湖畔，而斯諾爲何出發去延安，又如何實現了這一次“紅色長征”，與他在上海的經歷有很大關係。
“斯諾來到中國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他到世界各地採風的過程中，原計劃在中國停留數週，沒想到後來變成了13年。”孫華說。
史料顯示，斯諾及其第一任夫人海倫都曾在不同場合承認，影響他們最終駐留中國、促成《紅星照耀中國》的誕生，與兩個中國人有關，一是宋慶齡，二是魯迅。
據《宋慶齡年譜》記載，斯諾渴望到中國共產黨的陝北根據地考察，並於1936年春專程到上海拜訪宋慶齡請求幫助，“以便到紅軍地區以後起碼作爲一箇中立者的待遇”。
也是在這年春天，經宋慶齡的努力溝通，斯諾和外籍醫生馬海德都得到了確認口信。《宋慶齡年譜》上說，當時宋慶齡曾對馬海德說：“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陝北實地考察邊區的情況，瞭解中共的抗日主張，我看你和斯諾一塊兒去吧！”
歷史研究發現，1936年春夏之交，宋慶齡促成斯諾與馬海德前往陝北，安排接頭和護送的就是“紅星”中提到的“王牧師”（真名董健吾）。於是，後來讀者們能夠在《紅星照耀中國》的開篇中讀到，用隱形墨水準備了給毛澤東的介紹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幫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聯絡人之一就是宋慶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