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與社團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着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爲《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爲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爲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於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爲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914年11月7日佔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爲新聞界所得知，併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衆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爲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併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爲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爲：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爲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爲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爲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洋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爲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爲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爲羣衆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爲；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是我國民主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北京學生運動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於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爲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衝進曹宅，並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出面控制事態，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五四”發生以後，作爲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採取懷柔、軟化政策。
1919年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
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罷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文界響應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刊，發行所設在門簾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爲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及時報道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並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該刊最後一期的《編輯科經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於發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爲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國收回主權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倡議的華盛頓會議召開。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
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爲商埠；
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
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盪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爲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
手抄報三：五四運動學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華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其後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首任主席。後在安徽、浙江等地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羅家倫（1896-1969），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1928年9月18日就職）。逝世於臺北。
段錫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書貽。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逝世於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肅正寧人，字立軒。北京大學學生，繼段錫朋之後任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後長期在甘肅省任職，並從事教育工作，曾任蘭州大學校長。
張國燾（1897-1979），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後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在長征中另立“中央”，並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與毛澤東等人產生矛盾而藉機出逃投靠蔣介石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從事反共活動。最後逝世於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臺灣大學校長。逝世於臺北。
鄧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參與火燒趙家樓行動。後成爲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後殺害於南京。
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後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學學生。
羅章龍（1896-1995），湖南瀏陽人，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後成爲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學學生。後成爲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羅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華大學學生。後爲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
王造時（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於瀘水河邊，清華學校學生評議會主席（清華學運的領導機構）。清華學校學生代表團成員，清華大學第一任學生會會長。曾經兩次被捕（一次是在東安市場散發傳單，一次是去向軍閥政府請願）。
陳長桐。清華大學學生。
何浩若（1899-1971）。清華大學學生。後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創辦中央日報。逝於臺灣。
聞一多（1899-1946），湖北蘄水（今浠水縣）人。清華大學學生。全國學生聯合會清華大學代表。後爲詩人，學者，曾任西南聯大教授。在昆明發表完演講之後回家途中遭特務暗殺，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鄭振鐸（1898-1958），北京鐵道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學生。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作家。
天津
楊興亞，天津學生聯合會總代表
張太雷（1898-1928），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於方舟（1900-1928），直隸寧河人，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直隸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代表。後爲中共天津市委創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馬駿（1895-1928），吉林寧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號淮臺。回族。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後爲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孫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
周恩來（1898-1976），南開大學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諶志篤（1898-1975），號石僧，貴州織金人。解放後，在周恩來的關心下，諶志篤出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南京
張聞天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曾在短期內當過黨的總負責人（亦稱總書記）。
阮真浙江紹興上虞人，著名教育家, 中國第一位語文教材教法碩士研究生導師,首創了"先總論後分論"的教材編寫方法。
沈澤民中國共產黨早期傑出的黨員之一，作家。
武昌
陳潭秋（1896-1943），湖北黃岡人，原名澄，字雲先。中共創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