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手抄報簡單，學習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要做的事情，這些美德教育着我們的道德觀，讓我們能夠成爲一個道德品質高的人。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形成和發展
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呢？“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古代儒家提出並歸納的五個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從文字記載看，距今已有2500多年曆史，從口頭傳播來看，還要早得多。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隨着社會演變和文明的推進，逐漸得到明確、規範、昇華、豐富和發展。
首先，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提出了“禮、義、廉、恥”四個道德要素。管子對這四個要素非常看重，稱“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意思是說，這四大道德要素如果能夠弘揚，君主的政令就能夠暢通，反之國家就要滅亡，從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強調了這四大道德要素之重要。何謂“四維”？管子說“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春秋末的老子提出人要“上善若水”。意思是最善的人要像水一樣，具體地說，要“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顯然老子倡導“仁”、“信”等道德操守。隨後，戰國思想家孟子在此基礎上把“仁、義、禮、智”這四個要素整理歸納出來，作爲道德的基本要求。《孟子·告子》篇寫道“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意思是說，“仁、義、禮、智”這四個方面是我自身獨有的，並不是外界給我的，人就應該有這樣的本質和品德。孟子把“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總結歸納爲“仁、義、禮、智”，並把它們作爲基本的道德規範、道德準則和道德理念。
把“仁、義、禮、智、信”五大道德要素整合在一起加以全面闡述和規範的，是漢代的董仲舒。他說“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要在世間推行，以此教育民衆，改變民間陋習，形成良好的民風。文中的“誼”即“義”。《漢書·董仲舒傳》寫道“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王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仁義禮智信”這個“五常之道”，即五大道德要素。官方把“仁義禮智信”明確爲整個國家要提倡和遵循的道德綱領，是在漢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觀會議以後。當時西漢政權召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諸生集會白虎觀，討論五經同異，會後漢章帝命班固把討論結果編成《白虎通義》作爲官方典籍公佈，影響深遠。《白虎通義》中寫道“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也。”不僅將“五常”正式確定下來，而且進行了明確具體的內容界定，這是歷史上官方文書關於“仁、義、禮、智、信”的最早記載。
隨着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到魏晉之後，官方、民間出現了道德認識的不同觀點、不同主張，對“仁、義、禮、智、信”也進行了多種闡述，進行了新的創造和新的規範。儘管如此，“仁、義、禮、智、信”作爲傳統道德之主要架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其間，特別是作爲宋明理學的“頂樑”人物程顥、程頤、朱熹等思想家在這方面的貢獻最爲突出。二程將“仁、義、禮、智、信”發展爲“五常全體四支”說，即“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意思是說，如果把“仁”看作是整個身體，“義禮智信”則是身體的四肢。朱熹則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論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