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驗孕棒驗出懷孕那天，我拉着老公興沖沖地去了醫院。到了預診臺剛一開口，護士冷冷地問了我一句：“要不要？”後來我才知道，說“要”的給粉紅色條子，分去婦產科；說“不要”的給黃色條子，分去計劃生育科。用驗孕棒驗出懷孕那天，我拉着老公興沖沖地去了醫院。到了預診臺剛一開口，護士冷冷地問了我一句：“要不要？”後來我才知道，說“要”的給粉紅色條子，分去婦產科；說“不要”的給黃色條子，分去計劃生育科。
當你第一次釋放懷孕的信息時，首先收到的不是祝福，而是“要不要”，這經歷讓我一直很難忘。這是三十年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影響。還好，從80後出生開始，伴隨我們進入生育年齡的這個政策，總算要結束了。
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社會化媒體都很亢奮，朋友圈裏到處都在問你“生不生”。最近一兩年來“人口紅利消失論”、“社會老齡論”，突然集中出現的“失獨家庭“報道，彷彿都在爲這一天鋪墊。
但是，在這些從多個角度論證“中國人應該多生”的報道、研究中，卻完全沒有人認真觀察過二孩政策落地的決定性人羣——“中國年輕母親”羣體的生存狀態。不管有多麼雄偉的論據，兩個字就能粉碎二胎夢——誰帶？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媽媽的產假福利不能算差。這大概得益於中國人對生育的重視程度。但是，當4至5個月的帶薪假休完以後，她們從社會獲得的育兒支持就幾乎爲零。
我的女兒曾在一個早教機構上課，那裏同時也開辦可以招收18個月以上孩子的託班。這種低齡託班是非常稀缺的資源，以至於報名供不應求。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公立的幼兒園就取消了託班，80年代以前國營大廠中的育嬰室，也隨着工廠改制的潮流消失得無影無蹤。能在社區附近找到一個肯接收低齡孩子的託班，實在解了父母燃眉之急。然而有一天，這個早教機構的老闆突然消失了，帶着剛剛收取的幾十萬元託費人間蒸發。
這時，父母們才發現，這裏的營業執照上根本沒有“教育”相關的資質，所有與早教相關的機構註冊，都並沒有嚴格的管理和審覈。更可悲的是，這樣一個不正規的“託班”卻是保證那幾十個媽媽能重返職場的唯一憑藉。
如果不能靠社會化的托幼機構，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父母。可是，並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老人幫忙。更何況，兩代人有諸多生活上的差異，如果爲了孩子，硬是綁在一起生活，反倒是給雙方都增添痛苦。生活坎坷的五零後，忙碌了一輩子，想在晚年悠閒度日無可厚非，帶孫子本來就不是他們的責任。
如果沒有托幼機構，如果也沒有父母，誰來幫助80後帶大孩子呢？
我的曾經的上司是一個臺灣女人。她從結婚開始就和丈夫單獨生活，雙方父母都不在身邊。她的工作非常繁忙，但她卻養育了兩個孩子。“你是怎麼做到的？”我問。她回憶，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她想過要辭職，但是公司挽留她，給了她一年的育嬰假：一週只有一天必須到公司，其他時間可以申請自由辦公。就是在這樣寬鬆工作時間的支撐下，她沒有放棄職業，也養大了一雙兒女。
與一些在國外生活的朋友聊天，也常聽到這樣的事例。似乎，支持職業媽媽的彈性工作在很多地方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有的公司甚至有自己的托兒機構，可以幫助女性職員照顧年幼的孩子。
可是，在國內卻沒有這樣的福利。在職場上，我們更注重的是“男女一樣”，而不是“男女平等”。平等並不是一樣，有時候，平等是需要差異化的政策來維護的。如果女性爲了生命的繁衍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那在社會中，在職場上，就應該給予她們更多的靈活政策。生育是責任，而工作和發展是權利。但是在一個多了8天產假都會引發“不敢再僱女員工”議論的社會裏，來談這樣的責任和權利，實在太過奢侈。
話說回來，在現今的中國社會裏，如果沒有老人幫忙，又找不到靠譜的幼兒園，媽媽們只能放棄工作。中國的全職媽媽恐怕是世界上最沒有保障的全職媽媽羣體之一，她們完全處在各種社會福利體系覆蓋之外，她們的勞動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在熱熱鬧鬧的“全面二孩”新聞之後，如果不對年輕母親的育兒現狀認真的審視、思考，那所有的倡議都是不負責任的，只不過是將國民作爲資源來支配，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尊重與關懷。
陰陽兩極，是矛盾統一體：因爲厭惡女嬰，男女比例就會失衡，男人就會找不到配偶；因爲忽略女性羣體生存與發展的需求，這個社會就得不到更多的孩子。切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