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增長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人口模式的轉變。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中國人口生產模式轉型起步晚。
全面二孩三週年︱取消生育限制能提高生育率嗎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增長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人口模式的轉變。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中國人口生產模式轉型起步晚，歷時更短，僅用了30年便完成了歐洲國家超過100年才完成的轉型。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人口轉變發生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是在國家人口政策控制和干預下實現的。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政策是20世紀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編注：1973年12月，中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彙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提倡實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週歲、女23週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和80年代初的獨生子女政策。
根據人口統計，195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高達5.81，1982年已經降至2.86；六普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在2010年下降至1.18，比人口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的2.1還低了近60%。而從年齡構成來看，相比2000年，2010年0 - 14 歲兒童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6。 6%，短短10年內減少了27。 5%；而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比2000年增加了近30%，達到13。 3%。
此外，自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即每百名女嬰相對的男嬰出生數量）明顯升高（即偏向男性）。事實上，在1982年這一數值已經出現了上升的趨勢，爲108。 5，2000 年達到116。 9，2010年進而上升至118.1，遠遠超過了國際社會認定的107 這一最高警戒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報告指出，在經歷了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迅速轉變之後，中國人口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簡單的數量問題，而是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衡等結構問題。
出於緩解老齡化程度、增加勞動年齡人口、促進出生人口性別平衡、改善家庭結構及提升家庭養老扶幼的綜合考慮，中國於2016年結束了長達近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根據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子女。提出二孩政策的基本設想是通過開放二胎來增加生育率，從而緩解中國的人口危機。因此，生育率的提高成爲政策實施的關鍵目的。但是對於這一點，學界和公衆存在很大的疑慮。
儘管早前“晚稀少”政策以及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是國家人口政策干預的結果，起初是有悖於居民意願的。但如今居民的生育意願如何、是否仍舊較高還有待證實。如果說中國居民目前的生育意願僅僅是被壓抑，而實際一直處於高位，政策的實施可能是有效的，反之，這一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而作爲一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口和社會結構的國策，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會隨着政策的廢除而停止。因爲出生於獨生子女政策下的這一羣體已經成年，絕大多數已經達到婚育年齡，他們已經或者即將成爲近幾十年最主要的勞動力，對接下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深入理解生育政策的長期影響在當前的環境下顯得尤爲重要。
獨生子女政策對性別不平等的影響
在討論二孩政策之於性別不平等的意義之前，我們需要先從文化層面對中國性別不平等有一個初步的瞭解。考慮獨生子女政策對性別不平等的影響需要認識到中國文化對性別角色的定位。
儒家傳統文化強調社會和家庭生活中男女有別，各司其職。夫婦有別作爲儒家五倫之一，成爲了“男主外、女主內”這一傳統性別角色模式的理論淵源，也是男尊女卑這一家庭倫理的根基。相比較於西方文化，這種對男女角色差異的強調更爲激進和明確。爲了獲得男性子嗣，對男性子嗣的重視往往意味着子女性別對其獲得家庭內部的資源有着重要影響。由於養家餬口，贍養父母在傳統文化裏是男性子嗣的責任，那麼，從父母的角度來看，加大對男孩的教育投入實質上是一項長期投資，因爲在他們看來，這種投資在未來可能獲得更多的回報，這點在多子女家庭尤是。換句話說，性別不平等根植於傳統文化對性別的定位，在現代家庭和社會活動中都有體現。而二孩政策對性別不平等的影響也是基於這種傳統文化引導下的性別角色差異。
就教育投入而言，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對男孩的教育投入往往會更高。隨着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這一不平等現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家庭投入作爲稀缺資源，在多子女家庭往往向男性傾斜。而對於獨生子女家庭而言，不論子女性別，子女獲得的家庭資源和性別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由於生育率的下降，兄弟姐妹數有所減少。這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女性實際獲得家庭資源的機會大大增加。不僅如此，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恰好又趕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政策的實施和高等教育擴張。國內外衆多研究表明，女性在教育擴張的過程中受益更大。大量研究發現，自教育改革以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性別教育差異在2001年時已經消失； 且至2005年，女性在大學入學率上超越了男性，開始呈現優勢。
教育增加了女性參與勞動的概率，也使得女性相較從前更容易進入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職業，從而獲得高薪。據統計資料顯示，自2003年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開始提高，且非農職業的性別隔離自1990年來也開始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從這一層面來說，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較之先前的世代呈現出了更低程度的性別不平等，尤其在教育獲得和職業獲得方面。
關於二孩政策推行對性別不平等的影響，我們還需從父母的角度來考慮。這裏的父母實際上包含了兩類，一類是獨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他們大多出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前期，絕大多數已經育有一孩，二孩政策出現在其育齡期末尾，另一類是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世代，他們大多出生在1970年代之後，二孩政策恰好出現在其育齡佳期。對於前者，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在政策實施當時大大解放了女性勞動力被家庭、尤其是生育所佔據的時間，促進了女性勞動力參與到家庭外的生產活動中去。從生育意願而言，中國傳統社會注重男性子嗣的傳承，加之生育和養育在傳統上也被視作女性的責任，女性自身的生育意願往往服從於男方對男性子嗣的需求。
隨着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女性的生育負擔減輕了，因而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到生產勞動中去，這爲促進女性就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他們成長在一個性別相對平等的時期，教育的改革使得性別間教育水平差異消失甚至反轉，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多的機會、更好的前景。不論對於前者還是後者，一個直接結果都是女性的經濟地位提高，後者尤甚，這着實有助於降低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等。與此同時，女性經濟自主權的增加又會促進其家庭地位的提升。
當女性面臨生或者不生的選擇時，在這看似寬鬆的生育政策下，女性往往承擔着更大的代價。由於生育和養育這類活動被歸於隱形和無償化，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好的前景時，女性生育和養育的機會成本就變大了。這在生活成本日益提高，而又缺乏配套政策支持的今天尤其如此。即便渴望生育二胎，女性也可能選擇放棄。因爲生育可能讓女性，尤其是大齡女性，面臨更大的工作家庭衝突而被迫退回家庭，而這將進一步增加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劣勢，進而強化其在家庭內部的弱勢地位。因此從生育貢獻和後果上看，獨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的生育選擇會使得二孩出生的增幅距離預期不足；而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世代的生育選擇，則會導致她們一胎都不願意生。
至此讀者們可能會思考：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是否是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關鍵因素呢？
答案並非如此。影響女性生育意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獨生子女政策的重要後果主要是使得兩性在教育上更加平等，使得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更高。相比從前，如今的女性對於其自身工作和家庭決策有了更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的提高和生育率以及生育意願的持續低迷甚至下降並不一定具有必然聯繫。
國內外衆多研究顯示，近幾十年來，許多西方工業國家都出現了低生育現象，而在1980年代之後，低生育現象也出現了分化。學者們發現，女性勞動參與程度高，且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較少的國家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家庭友好政策對女性的勞動參與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由於女性是家庭責任的主要承擔者，當她們將更多的時間和經歷分配到工作中後，必然會引起工作家庭衝突，此時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就變得尤爲重要，國家的家庭友好政策力度越大生育率就越能夠接近更替水平。法國、英國以及北歐一些國家均爲這一發現提供了重要的證據支撐。然而，還有研究現實，德國、荷蘭等國儘管有着非常豐厚的育兒津貼和產假，生育率卻長期低迷。
第二個重要原因則是傳統性別觀念，由於德國、荷蘭這些國家一直秉持着的傳統性別觀念，保留着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即便國家在政策上有支持，由於諸如家務、生育養育已經深深內化爲女性責任，這使得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可能無法得到充分利用。由此可見，改善低生育率需要國家制度和政策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只有在傳統性別觀念較弱，性別較平等時才能真正的充分發揮作用。
若要使得二孩政策實現“穩定適度低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保持合理的勞動力數量和結構，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標，如何以一個恰當的方式保護女性這個兼具物質生產者和社會再生產者雙重身份的政策共同體不容忽視。
賀光燁/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