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讓他們多玩一玩。”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在出訪英國一次公開致辭時提到的這句話，再次引發國人對孩子普遍課業繁重、活動不足現狀的反思。和國外一些孩子相比，給我們的孩子自由玩耍的時間和空間，似乎是很難的一件事。
受訪專家：
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名譽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趙忠心
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教育專家、高階顧問 蔡景昆
“什麼都沒考學重要”
10歲的菲菲從5歲開始上各種特長班，她學過聲樂、舞蹈，現在在學跆拳道。因為英語成績一直不太理想，每週的英語補習班早已成為菲菲雷打不動的必修課。週末本應兩天的休息，必然有一整天是要奉獻給各種班的，剩下一天，寫作業佔去半天左右，如果早上再睡個懶覺，抽空看看電視、玩玩電腦手機，一天就這麼過去了，出去找小夥伴玩的時間，一個月攢不出幾次。
和今年面臨中考的小易相比，剛上四年級的菲菲還算幸福的。“十一”長假，小易媽媽拒絕了幾乎所有親朋外出聚餐的邀請，安心陪著女兒在家學習和奔波於各種補習班中。“孩子現在是辛苦了點，但這是特殊時期，什麼都比不上考學重要，等她上了大學再休息吧。”雖說有點心疼女兒，小易媽媽還是覺得，現在犧牲一切學習之外的時間是值得的。
2012年，中國兒童中心釋出《中國城市兒童戶外活動藍皮書》（簡稱“藍皮書”），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合肥5個城市的5441位小學生進行調查發現，4個孩子中就有1個每天戶外活動不足1小時。2015年，深圳市某基金會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告稱，深圳目前有近75%的孩子每天戶外活動時間低於60分鐘，12.85%的孩子每天戶外活動時間幾乎為零，其中電子產品和興趣輔導班佔據了他們的絕大多數課餘時光。
“孩子課業負擔重，玩的時間不夠，從他們日常的上下學時間就有所體現。”蔡景昆說，在全國各地，中小學生的上學時間大多為7點半，這是除了“三班倒”工作和某些特殊行業外最早的“一天開啟時間”；小學生下午放學多是3點半或4點半，看起來很早，但要是加上放學後1~3小時不等的作業時間，就很容易超過一般上班族的工作時長。這種安排必然會擠掉孩子的自由活動時間。
而在德國，四年級小學生上午8點進校，到下午1點半放學回家，中間還穿插著一次早點、一次午餐，以及一次室外活動和小休；美國二年級孩子早上正式上課的時間是將近8點半，下午3點多放學，上午的三節課中間會穿插一個半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在英國，小學生的上課時間大多定在9點。
城市化、科技化、“有用主義”剝奪孩子童年
學習負擔重、課餘時間不夠只是造成“孩子玩得少”的一方面原因，蔡景昆認為，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
城市化。在社會城市化過程中，很多人從熟識的大院搬入陌生的小區高樓，個人獨立空間增強，鄰里間關係卻變得淡漠，這難免會消減孩子們成群玩耍的機會。此外，父母心態、場地減少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安全的、不要錢的場地越來越少。社群周邊公共空地，或車來車往，或汙染嚴重；被圈起來、有人管理的活動場地又大多需要收費。對很多家長來說，如不能時時跟在孩子身邊確保安全，還不如犧牲他們自由活動的時間。”
科技化。無論小學生或中學生，甚至還沒上學的幼兒園孩子，很早就習慣了用手機、電腦，並受此吸引。相比出門活動，他們更傾向於“宅”在屋裡與電子產品為伴。雖然這也是從繁重課業中解脫出來的一種放鬆方式，但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玩”。蔡景昆說，我們提倡的“玩”應該是走出房間、自由活動，只有這種“玩”才能讓人達到最鬆弛的狀態，並獲得最大受益。但可惜的是，現在的孩子即便有了從課業中解放出來的機會，也大多會轉而投入電子產品的“懷抱”，或被迫上著各種特長班。藍皮書顯示，孩子每天戶外時間不足1小時，卻有12.45%的兒童每天看電視、玩電子遊戲的時間超過2小時，到寒暑假這一比例則會激增到61.4%。
“有用主義”主導。趙忠心教授認為，學生課業繁重的根源在於人們逐漸增長的高等教育需求，與尚顯匱乏的教育規模之間的矛盾。在美國，3億國人擁有約3600所大學；在我國，13億多人只擁有約2000所大學。這必然會導致求學者的激烈競爭，而家長們為了孩子有個更好的前程，只能以“有用主義”為標準了。於是，“有用”的上課、學習、特長班被列入許可範圍；“無用”的自由活動被劃入犧牲範疇。
“我曾經和芬蘭的一位教育學家聊過，在芬蘭，中小學生的作業微乎其微，但有時卻會留玩的作業。”蔡景昆告訴記者，芬蘭教育學者信奉一個原則，“喪失玩，喪失靈性”；但在我國，更多的教育方式都在扼殺靈性和創造性，還會阻礙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趙忠心則表示，玩得少帶來的更直接後果是肥胖率升高、近視眼增加、兒童體質一年不如一年。有學者將兒童與大自然割裂的狀況稱為“自然缺失症”，主要表現為肥胖、注意力紊亂、孤獨、抑鬱、憤怒等。深圳的調查顯示，13.96%的孩子具有“自然缺失症”的某些傾向，在全國，這一比例高達16.33%。
各國採取措施，防止時間被學習佔用
在其他國家，孩子玩耍時間減少的問題也曾存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調查顯示，從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週失去12個小時的自由時間；日本攝影師萩野矢慶記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東京街頭拍攝兒童玩耍照片的做法，不得不在1996年放棄，因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與笑聲已經消失。但是大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並採取有效行動，制止這一問題的惡化。
上到政府下到學校，英國教育界都鼓勵孩子參與各種課外活動。體育是英國寄宿學校最高調的活動之一，學校會有超過30種不同的體育活動供學生自主挑選：你可以加入無擋板籃球、曲棍球、板球、足球、橄欖球、曲棍球球隊，也可以選擇網球、羽毛球、壁球、高爾夫，或是參加田徑、體操、游泳訓練。有些學校甚至安排有騎馬、擊劍、射箭等多種專案。學校還鼓勵學生學習各種樂器、組建合唱團。
在德國，各州對家庭作業有著嚴格規定，一年級學生應能在15分鐘內完成；二年級為半小時內；三四年級不超過45分鐘；週末不能留家庭作業；寒假和暑假，德國小學也從不佈置作業，這是德國各州教育法的統一規定。代替“暑假作業本”的是每個城市的“暑假（寒假）活動冊”，一般多達200多頁，裡面會設定數百項活動。
為了能讓孩子們有充足的時間玩耍，美國奧巴馬政府不斷嘗試為孩子減少課程和考試次數。美國青少年協會調查表明，美國學生在學校玩耍時間至少為1小時，由於放學時間早，美國孩子每天至少有3~5小時，每週40~60小時的玩耍時間。為豐富學生課餘生活，美國建了很多專門為孩子設計的書店，不僅有書，還有各式各樣的玩具；為提高動手能力，學校每週至少組織2~3次手工課，讓孩子們根據想象力自由發揮；在運動上，美國人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學習成績，課餘運動必不可少。
戶外活動不需要目的性
為中小學生減負，還孩子童年空間的呼聲多年來一直未曾消失。2013年，教育部修改《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將“每天鍛鍊1小時”的要求從第九條提升至第五條；不久前，教育部又刊發《關於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切實消除學校減負、家長增負，不問興趣、盲目報班”的要求。
但在趙忠心看來，減負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就能解決，也並不是號召少留家庭作業那麼簡單。如想真正達到減負，除了等待高等教育規模的逐漸擴大，還應從以下方面改變。首先，調整教材難度和內容數量，因為傳授知識在“質”不在“量”，學校更重要的職責是教孩子學會思考和自我學習；其次，提高教師水平，讓老師在課堂上解決大部分問題，無需再留家庭作業；最後，家長應改變觀念，體育課上磕磕碰碰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若是因為怕孩子受苦受傷受挫折，就抵制體育課，無異於因噎廢食。
蔡景昆則表示，課業沉重的大環境一時難以改變，但家長和孩子有意識地抽出時間放鬆自己，儘可能達到每天戶外自由活動1小時的要求並非不可能。“這種活動沒必要有太強的目的性，比如讓孩子帶個球或其他玩具下樓，不多時，他就能和其他不認識的孩子玩在一起。這是3歲以上孩子天生具有的一種能力。家長只要確保周圍環境的安全就夠了，無需介入太多。”不能出門時，可選擇做些帶有文化性質的親子活動，唱歌、朗讀、表演、畫畫、下棋都行。週末或其他假期，則可以帶上孩子走到自然山水中，別總是顧著拍照、吃飯，要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與大自然接觸。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孩子無論是賞景發呆，還是隨心玩耍都應當受到鼓勵。
